真假儒家，你认识的是哪一个？

大陆的人民由于长期受到共产党的误导，对儒家学说异常反感，由于不知道他们所理解的儒家学说其实已经彻底被马列共产曲解，以致看到有人为儒家说话就义愤填膺，以为是要复辟封建政体。

其中一个较重大的误解是，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是“动物园”的绝对化规则。其实夫子是强调名分中的双向关系，君要像君，那么臣才会像臣。要求君王应尽其职，更应有“恕”道，臣才会事君以忠。若君不君，则臣就可以不臣了（就是不忠）。同样，夫子对父子、夫妻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也就是不绝对化一方的权力。

夫子并不绝对化君权，他认为臣子不应效忠暴君。君王若犯错，则臣子应“进谏”，三次之后若君王仍不悔改，则臣子可以“另立明君”；对于父子也是强调双向关系，父慈子孝，若父不父，则子可以不子（不侍奉）；夫妻关系亦然，丈夫如果不善待妻子，则妻子可以主动离异。可惜的是，夫子的伦理观到汉代变质。

西汉以后，董仲舒将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绝对化，变成“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妇纲。强调单方面的权利，使原始儒学完全变质。到了宋以后，道学家朱熹又在儒家的绝对化之上，再加以神圣化和经典化，致使儒家原有的人文精神丧失殆尽，成为“吃人的礼教”。

夫子对名分的要求是“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就是不能挂羊头卖狗肉），而没有将名分关系绝对化，真正将名分关系绝对化的是朱熹。朱熹认为人生下来所应扮演的角色是“天命”的，任何“不安分”的举动都是不可原谅的。君是天命的，不可更改，丫鬟也是，看门的也一样。任何想要改变命运的，就是“不守本分”，要吃罪受刑。

绝对化以后的礼教是非常可怕的，以司法为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就是说，做法官断案很容易，只要看其辈份就行了，辈份大就赢，如果以下犯上，就一定要双倍挨打。

在变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社会正义尽失。当时断案是不论是非的，以辈份定输赢，辈份小的永远吃大亏，妇女因是在三纲之末，更是饱受压迫冤屈。《海瑞集》说：“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这种情况下，去公堂简直是自讨苦吃，慢慢地，社会的不满情绪就达到爆发点。

朱熹认为“各正名分”，便是“和”（和谐）。可事实恰好相反，社会因不公不义反而进入极度动荡不安状态。今天社会学家认为明朝被灭是因自己内部已经彻底腐化所致，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

了解了“真假儒家”之后，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尊孔”和“反孔”的不同立场了。今天朝野都在讲复兴儒学，可动机其实并不一样。中共官方（包括御用学者）希望复兴的是绝对化的那个儒家，而海外学者和民间更希望复兴的是原始儒家。个中原因，大家现在应该看明白了。

还原儒家思想和精神并不是要“以儒治国”，而是要找回被共产党歪曲的真相，寻回自身的传统和肯定普世价值。“以儒治国”是不实际的，因为儒术没有可操作性。儒家学说的最大问题是“后向性”和“内向性”，也就是认为越古越美好和外在是内心的投射，调理好内心就可以使社会得治。另外，强调圣人治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圣人的塑造和形成就是一个悖论。这些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中西哲学关系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本文链接：《儒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兼容的逻辑原因》（10/2011）、《文明停滞：大一统的最大弊病》（1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