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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8日星期日

真假儒家,你认识的是哪一个?

大陆的人民由于长期受到共产党的误导,对儒家学说异常反感,由于不知道他们所理解的儒家学说其实已经彻底被马列共产曲解,以致看到有人为儒家说话就义愤填膺,以为是要复辟封建政体。

其中一个较重大的误解是,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是动物园的绝对化规则。其实夫子是强调名分中的双向关系,君要像君,那么臣才会像臣。要求君王应尽其职,更应有道,臣才会事君以忠。若君不君,则臣就可以不臣了(就是不忠)。同样,夫子对父子、夫妻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也就是不绝对化一方的权力。

夫子并不绝对化君权,他认为臣子不应效忠暴君。君王若犯错,则臣子应进谏,三次之后若君王仍不悔改,则臣子可以另立明君;对于父子也是强调双向关系,父慈子孝,若父不父,则子可以不子(不侍奉);夫妻关系亦然,丈夫如果不善待妻子,则妻子可以主动离异。可惜的是,夫子的伦理观到汉代变质。

西汉以后,董仲舒将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绝对化,变成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妇纲。强调单方面的权利,使原始儒学完全变质。到了宋以后,道学家朱熹又在儒家的绝对化之上,再加以神圣化和经典化,致使儒家原有的人文精神丧失殆尽,成为吃人的礼教

夫子对名分的要求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就是不能挂羊头卖狗肉),而没有将民分关系绝对化,真正将名分关系绝对化的是朱熹。朱熹认为人生下来所应扮演的角色是天命的,任何不安分的举动都是不可原谅的。君是天命的,不可更改,丫鬟也是,看门的也一样。任何想要改变命运的,就是不守本分,要吃罪受刑。

绝对化以后的礼教是非常可怕的,以司法为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就是说,做法官断案很容易,只要看其辈份就行了,辈份大就赢,如果以下犯上,就一定要双倍挨打。

在变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社会正义尽失。当时断案是不论是非的,以辈份定输赢,辈份小的永远吃大亏,妇女因是在三纲之末,更是饱受压迫冤屈。《海瑞集》说: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这种情况下,去公堂简直是自讨苦吃,慢慢地,社会的不满情绪就达到爆发点。

朱熹认为各正名分,便是(和谐)。可事实恰好相反,社会因不公不义反而进入极度动荡不安状态。今天社会学家认为明朝被灭是因自己内部已经彻底腐化所致,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

了解了真假儒家之后,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尊孔反孔的不同立场了。今天朝野都在讲复兴儒学,可动机其实并不一样。中共官方(包括御用学者)希望复兴的是绝对化的那个儒家,而海外学者和民间更希望复兴的是原始儒家。个中原因,大家现在应该看明白了。

还原儒家思想和精神并不是要“以儒治国”,而是要找回被共产党歪曲的真相,寻回自身的传统和肯定普世价值。“以儒治国”是不实际的,因为儒术没有可操作性。儒家学说的最大问题是“后向性”和“内向性”,也就是认为越古越美好和外在是内心的投射,调理好内心就可以使社会得治。另外,强调圣人治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圣人的塑造和形成就是一个悖论。这些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中西哲学关系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本文链接:《儒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兼容的逻辑原因》(10/2011)、《文明停滞:大一统的最大弊病》(10/2016)』

2 条评论:

  1. 我发现po主懂的真不少,这篇文章看似出自学院派啊,理论界把儒学分成三期,当然具体的分发也不一样,但是每一期都有质的转变。周文王+孔子、孟子、荀子,再之后董仲舒才是第三期。
    儒家开始强调的的确是一个对等的概念,父子、君臣都是对等的,不是平等,而是对等的,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都必须尽到自己的义务。说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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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夫子并不绝对化君权,他认为臣子不应效忠暴君。君王若犯错,则臣子应“进谏”,三次之后若君王仍不悔改,则臣子可以“另立明君”;

    显然,只要君王在臣子二谏后杀之,臣就不可能想到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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