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9日星期六

五大理由能为你提供政治庇护

“政治庇护”是指个人受到了国家政权或不法社群的迫害而向国际社会寻求移居的一种人身保护。一个人若遭受到上述的迫害而向他国寻求庇护,那么他的身份就是“难民”(refugee),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责任遵守《不遣返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而对难民提供政治庇护(receive asylum)。基于这个原则,各缔约国自己也通过国内的难民庇护法,如美国是section 208, INA.. 

难民首先必须证明他在国内受到“迫害”(persecution)或在回国后会面对人身危险,才有资格向庇护国提出申请。“迫害”包括被恐吓、殴打、绑架、囚禁、坐监、酷刑、性侵犯、杀害和人身自由受限等行为,也包括看似不严重但若不停重复则会让人不可忍受的行为,如骚扰。

难民在提出受到迫害的申诉之后,还必须提出被迫害的缘由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所致。以美国为例,难民至少必须提供下列五个理由中的一个,才能成为合格的申请人。如下:
1.       你的政治立场political opinion)。可以是反政府,也可以是亲政府;其他如工会活跃份子、示威的学生、政党人士、政府成员等,只要是因为政见不同而遭到迫害就合格。

2.       你所属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因共享某些属性如血缘、地缘、家族或性取向等你无法或不需更改的关系群体,如宗亲团体、家族、教育群体、同性恋群体等。你因为这个所属的社会群体而遭受到迫害、骚扰。

3.       你的种族race)。因为你的肤色、起源地、背景等因素而受到迫害。如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

4.       你的宗教信仰(religion)。无法实践你的宗教生活,或者因你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如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东方闪电、全能神教等。

5.       你的国籍nationality)。因你的国籍而受到居住所在国的迫害。你可以向第三国求救。如居住在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人。

对有些难民,他可能同时具备多个理由,如在中国境内的藏人,他就可能同时具备34个理由。只要任一理由成立,他就能获得政治庇护。(这正是中共限制藏人行动的深层原因)

难民不必因无法证明加害者是一国之政府而感到疑虑,他只要证明自己是受害者就行了。侵犯人权的政府为了隐藏罪行,一般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第三方的某些人或组织而实施加害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象如某个警察、军人、民选官员、行刑队甚至非政府控制或政府无意控制的单个民兵、游击队都可以是难民的指控对象。(当然也有一些迫害与该地政府无关,这仍然不妨碍难民提出庇护要求)

难民在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政治庇护?如果有合法身份入境,他可以在抵境后(必须在一年内)聘请律师向当局提出请求(全部费用约45千美金),若是这样,他可以自由等待过庭,一般上申请后一年内会得到结果。这个叫做主动申请;

另一种情况叫做被动申请,就是某人在抵境后因其它理由被当局强行遣返,该人若在遣返前告知个人在原居住国有任一上述五种被迫害的理由,也可获得暂时居留,虽说是暂时,但距离最后过庭时间可能长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期间护照被扣留,不得离境,有心当难民者必须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你身在异乡,极难提供受迫害的证据。

另外,若是非法入境,则要准备坐一段长时间的牢(少则半年)来等待过堂,即便有亲属朋友能保释,也少不了要被关一、两个月,保释金一般在五千美元上下。有心叩关的人要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有一点必须让大家知道的,是中共国既是国际公约人权条款的签约国,也是难民条款的缔约国。可是,中共不但没有尽力维护国内的人权,反而不停破坏与侵犯公民的人权,致使中共国成为非战争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另外,对来自朝鲜的脱北者,中共也没有遵守不遣返原则,反而辩称他们不是战争难民而将他们悉数遣返,导致他们回国后惨遭金家政权杀害。中共的这些没诚信和不人道的行为,已经彻底使它在国际上信誉破产,也使国际社会对它执政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本文链接:《遣返脱北者,中共又一次践踏国际法》(2012/02)

2017年6月29日星期四

证实?证伪?该怎么用才对?

最近的大陆舆论界,兴起了使用“证伪”一词,这没什么不对,但是一些论者中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毒,打着反逻辑反实证的旗号,以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既然已被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K.R.Popper)的“证伪原则”(The Principal of Falsification)所推翻,那么“证伪”就应该是“证实”的替代词,于是不论事实情况如何,动不动就“证伪”一番,甚至在讨论“郭文贵现象”时也认为郭对王岐山的指控具有“可证伪性”这样莫名其妙的说法。


事实上,“证实”或“证伪”只是科学论证中“证明”(justifications)的一体之两面,我们说某事是科学的,是因为我们能对该事作出客观的论证。也就是:当能证实的时候我们证实,当不能证实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证伪。不能被这两者验证(verification)的,我们就认为他们是玄学(形而上学)或神学。


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请容许我用浅显的文字简略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


18世纪经验论的兴起使人类跨出了中世纪对真理的玄谈,发展出实证主义和其后的逻辑实证主义乃至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它们要求有根据地论证,不能空口说白话,于是,“讲证据”就成了一事是否是科学的证明方式。


但是,问题来了,实证主义依靠的是外在经验的归纳法,论证方式无法像唯理论如数学般的绝对正确,虽然能够得出结论,但其真理性却不牢靠。


归纳法是这么得出结论的:例如,你在A地看到的绵羊是白色的,在B地看到的绵羊也是白色的,在CDEFG等地看到的绵羊还是白色的,于是你得出结论:绵羊是白色的。很显然,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的牢靠程度取决于“你看到的地方有多大”,越大就越有真理性,还有,你看到的是现在的情况,你无法确定绵羊的颜色在未来是否不变。


培根针对归纳法的缺点提出了有趣的“公鸡的哲学”:公鸡每天啼叫之后,主人就起来喂它早餐,之后它就悠闲地渡过一天,公鸡如果应用归纳法,就会得出它会如此过日子长生不老,可是我们都知道公鸡的最后下场是变成一盘菜。


在这里,“实证”的真正问题是:它采用的是多个特殊的例子却要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也就是你得出的“绵羊是白色的”这个结论里的绵羊是“全称判断”,可是,你事实上并没有看到全地球上的所有绵羊。这个问题就是归纳法的致命伤,因为除了上帝,我们永远无法同时观察到全世界的每一只绵羊!


波普尔对于科学研究上许多命题以全称判断做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要“证实”全称命题是不可能的,据此,他提出了“证伪原则”,如上例,只要出现一只不是白色的绵羊,“绵羊是白色的”这个论证就能被推翻。


波普尔的这个理论只是纠正并补充了实证理论的不足,并不是实证理论一无是处,被彻底推翻了。在特称命题上,实证理论的经验观察还是非常有效的。而归纳法尽管有缺点,却也还是探究真理的一把利器。


回到上面郭例,郭对“盗国贼”们的各种指控尽管数量很多,但对象内容却不单一,很明显是“特称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说郭的指控可能有问题,只要说“有待证实”就可,而不是“有证伪性”,因为各指控之间并没同一性,即便你证明某个指控有假,也不能连带“证伪”其它指控有伪。众指控是真是假,还需一一证明才行。该“专家”在这里故意不讲人话,故弄玄虚。

走笔至此,相信读者们已经能分辨“证实”与“证伪”的区别,而不会误用了。应用以上的知识,如果我们要论证中共政权是谎言政权,我们就要“证实”它说了多少多少谎话,而不是“证伪”它说了谎话。(因为如果谎话被证伪,那不就变成真话了吗?那是要闹笑话的。)如果中共辩护说它一直是伟光正,从没有讲谎话,那么我们只要证实它说过的一个谎话,就能“证伪”它的辩护是失败的。


这么说,大家应该更清楚了吧。


【本文链接】:《可被证伪的命题不是“伪命题”》(2016/4)

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

从高举“依赖理论”旗帜转为“全球化”捍卫者,中共彻底精神分裂

中共最高领导习近平不久前在欧洲达沃斯论坛上,高调宣扬贸易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人一下子脑筋转不过弯,感觉时空彻底错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共多年来抨击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全球化商业活动,不管是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20世纪末抑或成功加入组织后的21世纪初,它批判全球化的火力始终不减,(只要翻回当年大量中央及各省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就能得到印证)。但是现在它却似乎对自己的说法作了全盘否定,岂不令人觉得奇哉怪也。

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自由世界的说法,其理论根据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关系,认为各国凭借其自身资源与他国贸易而互相得益,从而使国家走向现代化。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并不如此认为,他们认为所谓全球化不外是发达国家(或“中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边陲国家”)的一种剥削,导致后者得不到发展以致落后贫穷腐败等弊病。他们称此种关系是不平等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依赖理论要义如下:
1.      世界分中心国家与边陲国家。中心国家是欧美等先进国;边陲国家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
2.      中心国家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得到发展并领先。
3.      发展中国家只能依赖出卖天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以求存。由于受到中心国家的剥削,导致国力衰弱,无法发展。
依赖理论最早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Raúl Prebisch1950-60年代提出,后来由德国经济学家Andre Gunder Frank加以发挥,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派。由于单纯想以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贫穷与腐败现象,却无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先后局限与国际关系上的作用,此学说成为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反动,大开国际现代化的倒车。

现在让人不解的是:往日竭力高举“依赖理论”旗帜的中共国为何在一夕之间一百八十度转向变成了“全球化”的大力捍卫者?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变化?中共捍卫全球化自由市场的举动是真诚的吗?

关注中共国政局的读者一定能观察到,在中共立国的前三十年,由于在政治与经济上闭关锁国,导致国家一穷二白,在尝尽苦头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引进外资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出现了中共后三十年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共是“全球化”体制下的得益者。

中共既是全球化体制下的得益者,那么国家领袖捍卫全球化体制不是合情合理吗?又何怪之有?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中共并不是真的心诚悦服全球化。在理论上,它从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依赖理论的说法,始终在反先进的中心国家;在实践上,它完全不遵守世界贸易的规则运作,不只没有遵照世贸协定的时间表开放国内市场,反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靠违规的伎俩大占世界贸易的便宜。


这样一个名与实、言与行、表与里都不一致的国家,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加以形容,只能用“精神分裂症”去解释。中共以为靠这种精神分裂的两面人手法可以永远欺骗世人,殊不知,世人早已看穿中共的这一套伎俩,这段日子的外资大撤退和终止进口中国货正是对违规者的全面大反击。中共的经济引擎已经死火,政权就要彻底解体了。

本文链接:《神经错乱的马克思主义》(8/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