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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先有国后有家?说反了!*

        华校生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国”“家”一体的思想。这种思想自国家制度被确立以来,基本上还没大碍,不过,把state 叫做国家,国家、国家的,喊久了思路就出了毛病。
        首先,是认为“先有国后有家”和“没有国就没有家”的观念。其次,是认为国事是公,家事是私,因公可以废私。
        这么想有何不妥呢?
        不妥之处是在于将事物本质的主从颠倒,因果错置。
    从成分上分析,家是国的一个分子,许多分子聚在一块才足以构成一个国。也就是说,国是家分子的聚合体,没有家分子的聚合就没有国,所以,家是先于国而存在。如果我们昧于事实,坚持要说:“先有国后有家”,那就犯了逻辑上轻断因果的谬误(Fallacy of post hoc)post hoc 的拉丁全文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意思是“在这个之后,所以是这个的果”。如果未经充分考察,仅依名称“国”“家”之先过,轻率地断定在先者是因,在后的因因而生果,便犯了这种谬误。
        从人类的发展过程看,我们也可以很轻易地证明这个先后关系。人类最早是一群乌合群居的个体,其后才慢慢有了家庭制度,家庭伦理也开始确定,慢慢地,因为族性与文化关系,国家制度也出现,分公合作的现象也使人类逐渐进入有典章制度的文明。
        所以,我们应该说:“先有家后有国”。
        “先有国后有家”既然是一个错误的命题,那么,“没有国就没有家”也就是一个建立在错误命题上的结论,如果“没有国就没有家”的结论成立,则世界上一些没有国的家庭就无从得到解释。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没有国但却有家的族群,如爱斯基摩人、吉普赛人,以及本来有国后来却亡国的巴勒斯坦人等。难道我们可以公然做睁眼的瞽者,说他们是过着没有家庭制度的人种吗?
        确立了先有国后有家的思路,就能看清自己对家庭与国家的义务之先后关系与双边责任。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由理性开展出来的一套由小至大的自然理秩,齐家是先于治国的,家不齐则国无所治,不能认清这点就会在履行义务与责任时发生次序错乱,而造成最后反而危害及国家的恶果。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发生在共产中国的“伟人伟事”,故事总不外是说,主人翁因公弃私或因公废私、忘我忘家地奉献,直到家庭出了问题才“死而后已”。
        这是不对的!
        把“国”当作是“公”而把“家”认为是“私”是危险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最后反而因“废私”而制造了“公害”。一个将全副精神放在学生身上而忘了管教自己孩子的教师是不足为训的,因为他误以为“私”是与“公”对立,而忘了“私”其实是“公”的一分子。
        笔者非议这些错误的观念并不是想摧毁国家制度或想削减国民应有的群体意识,而是想就事实厘清我们思考上的错误,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与先后关系,才不会失去理性,盲目地高喊口号,最终反而在不自觉中做出危害国家的事情。**

*本文原题《先有国后有家?》,写于1995-96年间。文章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里,书被禁。
**本文的写作背景与动机是:由于不满主流官媒《联合早报》做贼喊贼,长期向华文读者灌输共产党“先有国后有家”的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笔者因而提笔作出解析,颠覆了错误的传统思维。

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

三纲不是儒学*

        很高兴看到早报上有读者应和杜维明教授的讲话而批驳三纲。
        三纲自然该批,但是在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三纲不是儒学!
        什么是三纲?“纲”是提网的总绳,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主宰”或“绝对支配”的意思。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主从式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一立,普天下的人,不论男女老幼,若不是人臣、人子,就是人妻、人女,全都在三纲网罗之中,三纲的实质是建立在不讲理、只重名分的不平等基础上,是使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经典化、神圣化和绝对化,而其最终的目标,是使君主专制合理化、永久化。因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夫要妻离,妻不得不离。这样的一种学说制度,自然是违背人伦法理的。
        为什么说三纲不是儒学呢?
就像佛教在宋朝以后被民间创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天堂地狱观一样,儒学也一样在秦汉以后被人严重歪曲了。孔孟荀等人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从没有出现绝对化的单轨式伦理思想,孔孟学说里的君,若“有大过”,臣不但可诤谏,还有权另立明君;孔孟学说里的父,也是可让子女劝说(几谏)的;同样的,孔孟心目中的夫也是要讲理(行道)的,否则妻子可以不顺从。
        儒家的伦理思想里,不但没有要求盲从,反而要求为人臣、人子的,必须在君、父犯错时尽其责,否则就会陷君、父于不道不义的境地。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确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三纲之治,五常之德其实是秦汉时代以董仲舒为首的士人掺揉了法家、杂家的思想后创造出来的一套结合天道人伦的思想学说,董仲舒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绝对化,尊之为“道”,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其后班固、朱熹等人继续发扬这个学说,形成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的礼教”。
        三纲的邪恶在于它被神圣化为一种绝对精神,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制度一样,它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理念和法则,对人的心理有强烈的凝固作用,从此,人们的知觉系统慢慢麻痹,最后对外部价值的思维、认识、判断和选择走向非理性化,进入一种价值思维的无意识状态,最终丧失了主体的意识存在,成了制度下的行尸而不自知。
        由于扭曲了儒学,在理论上确立了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的绝对性,几千年来,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文化个性,成了中华文明在唐朝以后衰颓至今的根本原因。
        近代批驳三纲的启蒙思想家甚多。严复从形式逻辑的分析推翻了君为臣纲的谬论;康有为从人权思想出发,反对父母有权虐待子女;宋恕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打碎了束缚在妇女身上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思想;而谭嗣同更看出三纲之间的从属关系及核心动机,从整体上彻底摧毁这一学说。
        今天的社会,当然容不得三纲荼毒,但是,杜维明教授要文明慎防三纲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话,还是值得我们警惕。**

*本文写于1995-96年间,投稿后不获官媒刊登,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新加坡李家政权在彻底消灭了民间的华文教育体系之后,从80年代中期开始高调提倡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并将儒家思想提升至宗教地位,与佛、耶等同时并列成为中学生的宗教选修课,杜维明教授则成了儒学教科书教材的官方顾问。异议人士开始质疑当局的动机,本文即是在那个背景下写就。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红星与Sterotype *

          Stereotype 本义是指铅版印刷术里用纸型浇制之铅版,后引申为固定的形式、一成不变的观念。有些政治学词典将之译作“刻板印象”。
        根据词典的解说,刻板印象是一套涉及某团体、某阶级、或对某对象的信念。这套信念是基于一些大而化之的简单假设而成的。这些假定其实是错的,但持有这些假定的人却认为是对的,他们对于与假定内容相冲突的证据,都刻意地予以忽略。即使在一些值得怀疑的案例中,这套信念或许是正确的,他们也会对其他的会影响到信念的正确性的案件视若无睹,把已经存在的歧义性加以忽略。
        人们对于有关其他宗教、其他国家的人民、某些职位的据有者,某些有组织的团体以及某些社会过程,而有可能影响及其政治行为者,时常会采取刻板印象。比如,共产主义者相信“地主”或“老板”一定是残暴剥削的,“农民”或“体力劳动者”一定是善良的、勤劳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相信雅利安人是最聪明的,优越的;在新加坡,一些人相信“华校生”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英校生”则是民主主义者,也认为某个民族是“臭”的,某个宗教是“进步”的,某种语文是“有限”的,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错误的,是一种缺乏客观论证和过度推论(over generalize)的固定观念,就像相信英国人教英文一定比较行,老医生的医术比较高明,有钱人比较有文化一样,都是一种集体主观的偏见。
很不幸的,在颜色方面,这里的人也一样有刻板印象,有人相信,红色是“共产党的颜色”,而红星呢?当然是共产党啦!在“新加坡人民党”成立后第一次假黄金酒店举办的公开论坛上,当主席解释过党徽的意义后,一个资深的政党人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共产党?”这个问题当然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人们一见到红星就会惴惴不安呢?**
        如果我们追溯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到60年代人民行动党的死对头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其党徽就有一颗星,而据说被共产党渗透(?)的前南洋大学,其校徽也有一颗星,此外,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及其邻国越南,国徽上也都有“星”,将这些都联想起来,说“红星”是共产党或“华文党”,大概也是“虽不中亦不远”吧!?
可惜的是,这些都是错误的联想和推论,是刻板印象!新加坡人民党不论在党纲、还是在组织成分上,都与刻板印象南辕北辙,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错误的观念必须厘清,这就是我写本文的目的。

* 本文写于1995年8月23日,未获官媒发表,后收录在《蛊惑年代》一书中,书被禁。
**“新加坡人民党”(Singapore People's Party) 是笔者与各族同道们在1995年创建的新政党,5年后与其它四个反对党联合为“新加坡民主联盟”(Singapore Democratic Alliance)。

新加坡政府的“沙”“盖”政治武器 *

       “沙盖人”是马来半岛上的土著,马来语是Sakai, 沙盖人有一种极有名的武器,叫“吹筒”,这是一种将毒针藏在凿通竹筒里的装置,使用时只要将之对准猎物一吹,毒针即能射出,猎物一被毒针射中,即刻失去活动能力,听人宰割。
        在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里,也发展出一种“沙”盖武器,任何人一被它射中,也一样失去作战能力,受人摆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武器的使用,到了极为广泛的地步,到处“沙沙”作响,“猎物”闻“沙”色变,望“沙”而逃。
        究竟是什么“武器”这么厉害?
   “沙”是“沙文主义”是也,“盖”呢,“盖”在中文里含有“扣压”之意,台湾俚语则把吹牛叫做“盖”,“沙盖”即是以沙文主义为名扣人入罪!
        几十年来,维护自己传统语言与文化的华族人士在这个“罪名”下噤若寒蝉,战战兢兢,从没人愿深入了解并提出质疑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到底“沙文主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字典说:“沙文主义意指毫无批评地献身于国家,极端珍惜国家荣誉、以及国家荣耀的夸大意识,是一种超乎平常与炫耀式的超级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可以称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形式,因为它坚持国家是不会错的。
        当我们进一步追溯这个词的来源,便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事实。沙文主义的英文是Chauvinism, 沙文本是法国拿破仑将军的部下,原名叫Nicolas Chauvin, 这个人对领袖与拿破仑帝国忠心耿耿,以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闻名,他坚称国家至上,领袖有天纵的英明,所以不会犯错,并支持消灭所有妨碍国家扩张的敌国与族类。
        从沙文的所作所为以及沙文主义一词的词义来看,沙文主义是一个充满贬义的词汇应是没错,只是只是,以它来入人于罪者本身不正是沙文者流吗?怪了?!
        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含沙射影”,形容以没有根据的事实来诬陷别人,以前总不能了解这“沙”如何能“射”,一直等到过了“不惑”之年,才豁然开悟,只是回首身前的影子,才发觉它不知何时已伤痕累累。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 本文写于1995-1996年间,最初投稿《联合早报》《交流》版,不获发表,后收录在政论集《蛊惑年代》(新加坡:豪情出版社:1997)一书中,被禁。

**新加坡李家政权在立国后,开始推行其乌托邦的政治目标(以系统性手段彻底改变人民的母语)在全面关闭数以百计的华文学校之后,长期以援引“内部安全法”这个法外之法和“华文沙文主义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拘禁、打压、恐吓维护华文教育者;与此同时,却以维护华族文化的伪善面目出现,宣布无限期推动“讲华语”(禁方言)运动和高调提倡“儒家思想”,蛊惑国际社会。

2018年3月31日星期六

解析新加坡第一大政治冤案 *

        新加坡政治犯谢太保失去自由至今就要迈入第29个年头了,新加坡又朝向缔造另一个世界第一的目标挺进。**
        笔者并不认识谢太保,不仅对他一无所知,即对过去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与人民行动党(People Action Party)之间的冲突纷争,也不甚了了。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纯粹是出于理性思考的催化所致。
        新加坡当局声称,谢太保不能获得人身自由是因为他“拒绝放弃共产党的斗争事业”。
少年谢太保
        这个说法有二种含义:(1)谢太保是共产党人;
                       (2)谢太保在进行共产党的斗争事业。
       在这里,(2)的问题必须是(1)的答案为肯定的时候,才能够成立,如果问题(1)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则问题(2)即成为无意义。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混合成为一个问题时,便是犯了逻辑“混同问题的谬误”(Fallacy of complex question)。为了方便了解,笔者另举下例说明:
                    问:“你是否已经戒烟了?”
       这就是一个混合问题。因为在这问题中至少包含两个不同的问题:
            (1)你是否曾有吸烟的习惯?
            (2)你的吸烟习惯是否已经戒除了?
       同样的,只有在肯定问题(1)的时候,问题(2)才能够成立,如果问题(1)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即被询问者并不曾有吸烟的习惯)则问题(2)即成为无意义。
        显然的,当局的声明有混同问题的谬误,而谢太保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谢太保说:“我从不是共产党,叫我如何‘放弃斗争’?”
        谢太保否定了问题(1),如此,问题(2)即成为无意义,罪名当然就不能成立。
       但是,当局却不接受谢太保的解释,继续以同样的理由扣留谢,却又让人民以为主动释放权其实是操在谢手中而不是当局。也就是说,当局制造出谢太保自己不愿意释放自己的印象。
       谢太保提出挑战,要当局证明他是共产党人,否则对他的拘留就是非法。
       当局没法提出足以证明谢太保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只是要谢以“愿意(放弃斗争)”或“不愿(放弃斗争)”回答。
       在此,当局又继续犯下与混同问题相似的“诘问谬误(Fallacy of interrogation),这种谬误是在问题中预设某个结论,使被问者无论以“是”或“否”作答,都会落入圈套之中。就像这样的诘问:
         “你现在还常常打你太太吗?”
        被问者无论以“有”或“没有”回答,都会掉入“曾打过太太”的罪名里。这种谬误,又称“先定结论的谬误”(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
        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我想明理的读者心中自有结论。
        真正存在我们心中的疑问是:谢太保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人?
        这是一个无从以逻辑推论的命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心理层面去探讨。
        根据笔者对共产党人的了解,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徒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是以他的信仰为荣的,他会竭尽所能去维护他的信仰,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点看,一个怯于(或耻于)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会是共产主义者吗?谢太保如果真是共产主义者,他就会以“愿意(放弃斗争)”或“不愿意(放弃斗争)”作为选择,因为不管他选择那一个回答,在已经被囚禁了这么多年之后,他都会是一个“伟大的共产党烈士”。
        可是,谢太保却在囚禁了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拒绝作出回答的选择。
    他还可能是共产党人吗?
    笔者认为,在共产主义已破产的今时今日,谢太保是不是共产党人已无关宏旨,问题是:我们褫夺一个民选国会议员终身自由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 本文原题《谢太保是共产党人吗?》,写于1995-1996年之间,收录在拙作政论集《蛊惑年代》(1997年出版)中。该书不幸在新加坡被禁,印刷后未能面世,许多文稿也在笔者多年多地的流亡生涯中亡佚,日前大儿子在他家中发现了我的部分手稿和残篇,给我寄了过来,现逐一将手头的旧稿刊在网络上,目的无他,只为了再现坎坷岁月中昔日的思想片段。

** 谢太保,新加坡前南洋大学物理系毕业(第一名),通晓中英文,在高票当选裕廊区国会议员后,被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视为头号政敌,不久即被当局援引“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逮捕,罪名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囚禁三十多年,后转囚于圣淘沙岛。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获得释放,移居德国度晚年。谢的被捕使新加坡人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份子,由于担心被指控是“共产党或其同情者”而把牢底坐穿,从此变为犬儒或闭口不论时政。

2018年2月25日星期日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错在哪里?

真理就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事理真相,若不如此就不叫做“真理”(Truth),因此,所谓真理也就必定是“宇宙真理”,因为它一定有一个普遍性(universality,也即是宇宙性)存在,适用于任何时空。中共自诩它的理论是“宇宙真理”之所以惹来世人嘲笑,并不是因为其真理的性质有异,而是因为它的理论不具有普遍性。(注意:普遍性是事理先天具有的性质,与是否普及化无关,译自外文的中文翻译极易产生误解)
真理会惹来争论是因为之前世人不了解它需要划界,也就是进行分类。包括众多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和数理生化的自然科学家所说的真理是认知真理,也叫做“外在真理”(Extensional truth),这是一般大、中、小学校所进行的各种学科教育内容,包括各种常识;另一方面,通过精神内省或特别感悟而得到的各种先天性非习得的内容,如诗人、艺术家、道德家、宗教家所获得的各种异象、灵感、神通、顿悟等,则是属于“内在真理”(Intentional truth)的范畴。
这两套不同的真理,都各自有一套自己的验证方法,不能互用,否则就会起冲突且互相否定。本文因是要评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因此只能讨论外在真理的发现及验证法。要言之,外在真理的验证法主要是靠后天综合的归纳法和先天分析的演绎法。有关这两个方法,过去笔者已讨论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言,今次要介绍的是对应于这两种方法的真理观。
第一个是对应于归纳法的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亦称“符应论”)。所谓符合,就是指后天对真理的陈述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真相,符合论认为只有符合真相的经验描述才是真描述,也因此才能带来真信念。在这个要求下,当“鹿”和“马”的概念被确立之后,指鹿为马就是错误的真理观,因为描述失真,因此所带来的信念也必定是假理。
孔夫子要求对概念的确立必须先“正名”,使名与实相符;苏格拉底要求“辞事相称”(即言辞必须与事实对应),都是要求概念和描述不能靠主观臆想构造,而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的符合论真理观。
第二个是对应演绎法的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所谓融贯,指的是:概念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更是一个“类”或“集合”,由此所形成的命题也不可能是孤立的,有它先天的逻辑内在性和系统上的一致性,如果命题推导出的结论能与整体系统融贯而呈现一致性,那么这个命题就有真理性,反之则否。

今天我们人类的知识与秩序,虽然看起来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却是靠这两种真理观构建出来的文明。尽管这两种真理观已经得到完全的实证,但荒谬且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这个说法的最大弊病是“正确反映”的界定。因为如果是反映,那就像一面镜子,完完全全把外在客观都反映出来,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的反映。追问什么是“正确反映”,什么是“不正确反映”,在欠缺逻辑做准绳的情况下,最后就变成了主观之物,是一种“应该如何如何的“应然”,而不是“事实是如何”的“实然”。也就是犯了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说的,将“意见之路”当成“真理之路”的谬误。
马克思所犯的这个错误也是反映论的最大弊病。这并不是轻率的用词不当,而是因为师从黑格尔所致。黑格尔不认为真理是客观的真实存在,而是认为真理是带有历史和文化特质,并在某种程度上由社会共同体所斗争出来的社会构成物。也就是说,真理无关乎真假,权威一方认为它真,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是真的了。
这个所谓的真理观其实也就是强词夺理的说法,其谬误就是把“主观之物”当成是真理。而其错误却是明显的,因为主观之物总是莫衷一是,失去客观性的真理不但不能通过论辩而得到证明,反而因论辩而越来越模糊了。中共政权多年来就利用这种强词夺理的伎俩而得以苟延残喘。
以上述的两论来验证中共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实现(存在),也就是不符合符合论的要求。这些价值的提出只是为了提供一种障人耳目的伪装,因为专制极权政体的本质就是奴役不公,专制人治,根本无法提供自由、平等,更没有民主、法治、公正可言。
而强把这些价值凑合在一起,致使它内部性质呈现出一种矛盾冲突、欠缺逻辑上的一致性的做法,也就完全违反了融贯论的要求。由此可证,中共的社会主义毫无真理性,只是一堆虚假的概念游戏,中共将之称为“中国特色”。
中共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搞网络封锁,推行审查制度和各种洗脑手段?理由也就在于它必须掩盖它在理论制度上的伪真理性及其不正义的治国手段:谎言与暴力。现在大家对此应该非常清楚了。





【本文链接:《被挟持的两种真理》(2011/8)、《反逻辑的辩证法》(2011/8)】

2017年12月23日星期六

基督教不是宗教? 白马非马了!

“基督教不是宗教”,这是一个流传在部分基督徒之间的观点,这个命题令许多圈外人吓了一条,甚至大惑不解。因为看起来似乎是无须争论的问题竟然引起了争端。

之所以会有这个争论是因为这些基督徒坚持自己与基督的信仰是超乎宗教意义,认为其它信仰都只是人去寻求解决人生问题时的探索与经验,而基督信仰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有别于其它宗教,因此也就不是宗教。这个说法正确吗?答案是错了。错在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认为自己的教义有特殊性,因此就没有或不是“宗教”的属性,是超越宗教的信仰。这个看法是不了解宗教的意涵。基督徒认为基督教的特殊性除了上述的“神启”,还有诸如“三位一体”、“因信称义”、“分别为圣”、“独一无二”、“道成肉身”等等。

以自身的特殊性(别相)而否定大类的属性(共相)是错误的,事实上,各种宗教都有其特殊性(准确的说是特殊的属性),今天世界上的宗教约有整万个,讲人/神或神/人关系的所在多有,一神论的宗教也不只基督一家,比如犹太教、伊教都是;而道家也有时间的永恒之神“三清说”(“三位一体”);至于“道成肉身”这种越界幻化,更是各种宗教里很常见的故事。

否定基督教是宗教的基督徒由于对其它宗教缺乏深入认识,因为护教心切,因此有这种“唯我独尊”的极端看法。这毋宁是宗教的排他性使然,问题是他们都是忽略了其上有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普遍性:宗教,致使自己在否定“宗教”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否定了自己的信仰。

究竟宗教是什么?不同的社会学家列出了许多定义,大要不外是:人与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超越人的认知能力的神秘力量有关系,因而企图解释、亲近或结合这种力量所作出的各种心理或行为皆可视为是宗教。笔者更倾向于用哲学眼光来理解宗教:当人对某事、某物或某人的看法绝对化(完全真实、正确)神圣化(纯然的善,包括或不包括经典化)之后,宗教就出现了。

在这个定义下,一粒石子、一块木头、一个理论、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宗教。这样的例子中外古今俯拾皆是。为什么中共倡导无神论,但我们却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国是宗教?也就因为上述这“三化”的关系,马学变成充满排他性质,不能质疑,只能相信的国家“主旋律”(也就是“国教”)。这当然成了另类宗教(严格的说是“邪教”)。这种做法也是彻底违反现代宗教自由的理念。(参见《国际界定“宗教自由”的五个要求》(8/2011

回到原来讨论的命题,为什么特殊性(基督教)不能独立于普遍性这个大类(宗教)之外?先秦诸子的公孙龙有一个很有名的“白马非马”论提出了类似诡辩。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否认马的颜色是马的部分属性,特别是白马因其白而显得独一无二,有别于其它,因此不属于“马”这个类。

这个命题的谬误或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承认“白马非马”可以成立,那么,同样的,“黑马”、“红马”等其它颜色的马也能因其特殊性而使“黑马非马”、“红马非马”等命题成立,甚至“老马”、“母马”也能因同样的理由而不是“马”。如此一来,“马”这个类的内涵就因为外延的属性之不同(多)而消失了。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荒谬的。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白种人也可以因为是“白肤金发蓝眼珠”而不是“人”了???

了解这个说法的谬误就能更科学民主地看待问题而不会流于极端,也能同时破解类似谬论:“佛教不是宗教”、“孔教不是宗教”等,而能更好地理解逻辑真理。笔者始终相信,如果这个宇宙只有一个上帝,那么大家不管何时何地,所能感受到的也一定是同一个上帝,又如果世界是上帝所创造,那么上帝也一定是民主的,因为祂创造的世界是如此多彩多姿而不是划一单调,上帝已经通过祂的作品充分作出了证明。

【本文链接】《上帝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吗?》(5/2013)、《科学与宗教可以被个人所兼容》(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