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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

遣返脱北者,中共又一次践踏国际法

中共当局在2月初抓捕了34名脱北者,并在不顾韩国朝野上下和联合国难民公署的请求下将其中9人强行遣返,引发了国际上新一轮的指责。为什么必须被指责?因为中共已违背了国际公约,特别是国际法中的难民法,而它自己还是缔约国之一。

什么是难民(refugee)?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及后来《日内瓦议定书》(1967)以及1984年“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等所附加的定义清楚阐明。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被迫逃离国籍所在地,或被其所在国所驱逐或放逐,变得无家可归,就是难民了。难民的身份是不受国籍、肤色、宗教、语言文化、地域等限制的。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国际条款强制性规定了不管是否是缔约国,只要是联合国成员,都应遵守这些公约,中共国不只是联合国成员,还先后在条款上签过名,是147个缔约国之一,现在却公然背约,这就难免激怒国际,为天下所耻。

难民法中有一条“不遣返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亦译“不驱回原则”),是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不应被任何国家强迫遣返他们可能面临迫害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对收留难民有实际困难,都应先禀报联合国难民公署(UNHCR),由难民公署联系世界各国,寻找收留国再作裁定。

也就是说,“不遣返原则”是被国际广泛接受,强行遣返则是被国际所禁止的。中共在这事件上却并不如此处理,不止不顾难民本身的意愿,也无视南韩政府愿意给这些脱北者发公民居留证的请求,强行将部分脱北者遣返,使他们直接面对被北朝鲜政府枪毙的命运。

面对国际一片指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竟然说:“中方一贯根据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谨慎、妥善处理非法入境朝鲜人问题,反对将这一问题难民化、国际化、政治化。”事实上,这种蔑视国际精神、毫无诚信和无视人命的做法,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

中共不顾联合国难民公署呼吁而强制遣返难民的这个做法还违反了另一个国际公约,那就是1967年“议定书”第35条的规定。该条约中方同意与难民署合作,行使职能帮助,使公约的规定得到执行。现在中共却自认羽翼已丰,无视国际权威,其自毁协议的大胆程度,令人咋舌。

中共的这一切所作所为,如果不是法西斯主义,还有什么其它的可以作为解释?你还相信它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相信它会有遵守国际规则的和平主义?

附录:
难民定义(原文):"A person who owing to a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is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nationality and is unable or, owing to such fear, is unwilling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or who, not having a nationality and being outside the country of his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as a result of such events, is unable or, owing to such fear, is unwilling to return to it..
谁该遵守(原文):This means that even States that are not party to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must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Therefore, States are obligated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o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绿色为1951难民公约缔约国,黄色为1967议定书缔约国
本文链接:《人权与人权灾难国》(8/2011)』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九有”进藏寺,正式印证中共国政教合一

藏人对中共国的反抗越演越烈,自年初至今据说已有24名僧尼自焚抗议,遗憾的是,中共政权对此的回应不是聆听纠错,而是变本加厉的高压,更糟的是,还颁布了“九有”政策。所谓“九有”,就是藏寺里必须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以及四位领导肖像和国旗。

任何人都看得出所谓“九有”中的前七有其实只是为了后两有(领导肖像和国旗)而捆绑打包出来的配套“设施”,从修行来说,除了水电是必须,其他的都是多余。为什么政府硬性规定要在出世的宗教修行场所悬挂历代政治领导肖像和升国旗?难道它不晓得这么做是一种精神强奸吗?

中共一向在宣传上高调批判西藏在“解放”前的“农奴体制”,指他们是落后的“政教合一”, 并以救世者身份自居,在1959年喊出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 的方针。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政治统一,西藏有信教自由、政教分离了吗?

中共国没有宗教自由,我以前已撰文讨论过(参见《失去自由的“宗教自由”》,这里略而不提,现在讨论它是否是自己所标榜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所谓“政教分离”,就是指它不是“政教合一”(Theocracy),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世俗国家(a secular state)。许多人以为政教合一就一定是由宗教领袖兼为政治领袖,这并不完全正确,“政教合一”也可以是由政治领袖兼为宗教领袖。如果一国的政治和宗教没有相互独立运作,那么它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体。

也就是说,如果是宗教的力量去领导并左右政治的力量或反之,都可以视为是“政教合一”。这里面的差别只是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如果是宗教引领政治,那么宗教是第一性,反之则是第二性,中共国的情况正是以政治为第一性的“政教合一”。

从历史上看,欧洲曾出现过宗教控制政权或由封建君主担任教主的局面,如拜占庭当教会的保护者和宗教事务的主持者;也出现过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滥用权力干预教会事务和英国亨利八世规定教会必须服从君主等“政教合一”的典型例子。

今天藏人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国家却要求政治领袖的肖像入庙,目的不外乎要证明政治大于宗教,要求出家僧众以“爱党爱国”优先,这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国家是政教合一的政体。

《九评》里对中共的极权体制有一段很精辟的言论,大意是说共产党是一切最高的统帅,如果你是上帝,那么它就是上帝的上帝,如果你是佛祖,那么它就是佛祖的佛祖。意思是极权体制绝对不允许别人能独立运作,宗教更是万万不能失去掌控。这段话清楚说明了中共国所谓的“政教分离”其实是一个谎言。

『本文链接:《失去自由的“宗教自由”》(8/2011)、《被挟持的两种真理》(8/2011)』

2012年2月1日星期三

《金陵十三钗》:文化创伤下的错误叙事



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后遭到了中外文化界的恶评,认为电影内涵贫瘠,严重脱离了现实。人们不禁要质问,张艺谋拍这部戏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些问题得从社会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美国社会学者杰佛理(Jeffrey C. Alexander)对文化研究提出新的理论模式,叫做“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它探索群体的历史灾难如何影响了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

中国的“文化创伤”始肇于清末,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事件使中国人的自尊严重受挫,进而导致整体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受到扭曲破坏。由于创伤发生在集体层次,因此社会的哀号体现在文化上就变成“文化的哀号”(Cultural cries)。

这种文化哀号”就形成受害者集体的叙事话语(narratives),由此所产生对受害事件的重构之叙事内容就成了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以文化传播的方式不断得到增强。在集体的苦难之叙事过程中,有四个叙事要素必须予以注意。

叙事要素之一:苦难的性质。发生了什么事?如文化大革命事件,它为何会发生?其过程如何?影响深度有多大?
叙事要素之二:受害者的性质。谁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如日本侵华事件,除了中国人外,还有其他受害者吗?日本人是否也是受害者?海外华人是否也受波及?

叙事要素之三:事件与他人的关系。如911事件,外国人是否有认同受害者的苦难呢?还是认为这是受害者咎由自取?

叙事要素之四:责任归属问题。谁必须为苦难事件负责?如西藏人被屠杀事件,是共产党的责任还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还是连以后新一代的中国人也要负的责任?

文化创伤并非直接来自事件,而是间接来自集体意义结构的失效,也就是说,当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认同的一套意义诠释在事件的冲击下彻底失效所带来的心理伤痛才是真正的文化创伤。

伴随着文化创伤所带来的历史大叙事,又反过来构建民族性,形成民族一套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这些历史大叙事的叙事要素能得到正确处理,那么民族就能走出文化创伤并能重获新动力,反之则会陷入一个自怨自艾的自我压缩或充满幻想的自我膨胀的心理情境之中。

《金陵十三钗》最大的毛病就是叙事要素中多方面出了问题。首先是所谓神父的自我救赎情境偏离了集体民族意义,使苦难的性质发生了扭曲;其次,“让处女先走”的情境更淡化了多边集体被蹂躏的历史伤痛,使受害者的面目变得模糊;再次是,影片回避了事件本身的历史反思,使旁观者根本无法认同受害者的苦难;最后,完全将责任错误地归属给日本人(而不是法西斯体制)并试图使新一代日本人为其先人承担历史罪责。



也许单独责怪张艺谋过于苛刻,事实上,共党自建国以来就不断以文化创伤来制造仇外的情绪,并将这种仇恨情绪扩大到对少数民族身上,使少数民族彻底被边缘化和疏离化。共党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但偏离正义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它必定会遭致内外夹攻而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