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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中共国只有高校,没有University


读者们一定会觉得我这个题目很奇怪,高校就是大学,就是University,中国大学的数量世界第一,我竟然说没有,这不是痴人说瞎话吗?没错,中国的确是有许多学府是叫做“大学”,一般也把它们叫做“高校”。但是,我们必须要问,大学是用来干吗的?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中国传统并没有今天系统性的教育制度,今天的大学包括教育制度其实是沿用西方的教育体制,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了解西方的大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其教育精神又是什么?

大学在英文里叫做University,是universe city的复合,universe 就是“宇宙”,city就是一个多元的聚合体,可见University就是宇宙间多元知识的聚合体,含有无限时空宇宙的普遍真理性(universality)(一般称普遍性)。

大学里一切知识学问必须具有普遍性,这是学科内涵的大前提,也是一切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没有普遍性的学问是不成其为学问的,也自然无法形成学科。而普遍性的确立是必须经过验证和确证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或权威通过命令就能具有的。

确定某知识具普遍性与否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公开检测,并在“互为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大陆译为“互为主体性”,意思有所曲解)条件下被大家所承认。承认某知识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该知识在任何时空下都是“正确”的,尽管演算或装载的文字或符号有所不同,但其真理性是不会因时因地而不同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大陆的大学是否是University?很明显,它不是!它的所有学科都必须印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即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最糟的是社会科学,简直是被彻底强奸了!许多所谓的学科根本就不具有普遍真理性,如“中国语言学”、 “西方经济学”“中国逻辑学”等等,刻意将各种学科强硬划分为“中国”与“西方”,而忘了一切相似学问都在一个同一的论域中,用哲学的行话就是否定了本体一元了。

(上述学科说法的错误是: 语言学本就涵盖所有语言,这么说好象有多种语言学;经济学本就涵盖一切地域的经济活动,要强调对某地域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经济活动研究”,但不能用XX学的表述方式;逻辑学也是同理,这个道理就像我们不能说“中国物理学”“西方生物学”一样。)


此外,大陆大学里还有许多科目都被冠上“马克思主义XX学”这样的名堂,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到底又有多少真理性呢?这些错误大致都与上述的学科相同。甚至有些学院学系也是欠缺普遍性的,如“思想政治系”(也称“政治教育系”)、“社会科学系”(其实是毫无科学成分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伪装表述)。


官方做出的解释是这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系,问题是打着外来马克思旗号的学科又能有什么中国特色?马克思不正是彻头彻尾西方的货色吗?官方的努力是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其结果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了。

大学学科内涵缺乏普遍性,又想强求学者学生信服顺从,那就只有诉诸势力权威,除了吸收超量党员当学者外,还建立学生干部的告密制度,这么一搞,大学最主要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民主科学精神就荡然无存了。与此同时,为了持续控制思想,大学最重要的三种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也被剥夺了。

当支撑大学的几种属性都严重缺失,大学还能叫做大学吗?显然不能!它已经沦为政治的忠实婢女了!去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称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笑话,这话虽然刺耳,却是中肯和可悲的事实。

大陆把大学叫做高校,而在海外,所谓high school 指的却是高中,高中只是启动学生的好奇心和灌输知识,并不是寻求真理(即科学研究)的University,大陆把University叫做“高校”,这个名称倒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了。


『本文链接:《两种被挟持的真理》(8/2011)』
高校里的高级五毛

2012年10月10日星期三

治国无方:中共的“动机论”统治术

中共国长期以来以美国为假想敌,由于思维方法的错误,领导者也敌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把实用主义的帽子套在政治批判对象上。学界因没有独立性,也盲目跟进攻击,这又加重了政界的误解,于是触发了一个错误的认识循环圈。

例如,文化大革命年代,林彪批判刘少奇是实用主义的最大走资派;林彪倒台后也被批判为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为右倾翻案,也被四人帮批判为实用主义者;四人帮倒台后,理论界也批判他们以实用主义为篡党夺权的理论武器。类似这种矛盾的现象至今尤存,不久前也有人将这顶帽子套在温家宝头上。

国内学者批判实用主义,都是带着不客观的政治偏见,刻意扭曲学理以符合“政治正确”的需要,甚至美其名曰:在马克思观点下的实用主义。一般对它的批判言辞是:相对主义、只求目的效果不择手段、脱离了思想的行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真理观等。这些批判都是片面和不确实的。

实用主义最为中共诟病的一点是詹姆士的说法:不强调最初的原则而强调最后的效果。中共学界认为这样得到的效果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欠缺“善”的动机。这个说法实在是最大的误解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实效哲学的真理观。

在我解释什么是实效哲学之前先看看中共又是以什么方法治国?中共治国靠的是“动机论”,即认为只要有良善的动机就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当。于是我们看到各种“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震天价响,各种头痛医头、脚通医脚的治国方案纷纷出台,可是结果却远离目标,甚至与最高的“社会主义”南辕北辙了。

动机论者最大的毛病是认为善因必然会导致善果,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的彭宇案。彭宇好心搀扶跌倒的老人却反被告上法庭,法官判他赔偿7万元。法官自以为是“惩恶扬善”的判决却导致全国人民从此对跌到的老人敬而远之。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佛教徒认为购买活动物放生的行为可以带来“爱护动物”的美德,可是其结果却是造成更多动物被捕捉来贩卖。这种对当下仁慈却导致残酷后果的哲学正是动机论最大的弊端。

中共的种种政策均与此类似,如高调表扬见义勇为致死的精神却导致国人从此不敢多管闲事以免招致死亡;苦多仇深地表扬某人某事结果反而更使人们远离他们要表扬的目的。

又如当年8964之后,统治者为了“教训”学生不闹事,颁布了北大和清华的高校军训令,结果反而促使全国最杰出聪明的学生纷纷转考他校,导致生源水平下降,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

在国策上,如为了使少部分人富起来却导致贫富两极化;施舍式外交使得受益国背信弃义;导弹恐吓台北反而使得台湾军备升级合理化;劳教访民反而促使社会更不稳定;暴力维稳反而招致更大的暴动;不公布官员财产的反贪腐反而引发更大的贪腐;逮捕异己反而招致更多裸官和叛逃;谎言治国导致公信力消失;空话治国导致下级官员更务虚;仇恨教育招致国际围堵。。。

凡此种种弊端,都是动机论者的思维对应模式后产生的反效果,这也反映了最高统治层只具备点性和线性思维、欠缺高层次的系统性思维的后果。正可谓:治国无方,乱国有术。

让我们回过来实用主义的实效哲学,这种哲学因强调效果,也称效果论,滥觞于苏格拉底的效用说(doctrine of effectiveness)。什么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Pragmatism 一词源出希腊语pragma,意为行动行为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20世纪上半期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并广泛流行于西方。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以胡适为代表人物,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失去影响力。创始人是皮尔斯和詹姆斯。主要代表有杜威、米德、刘易斯、莫里斯等。其要义如下: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把透过有方向行动的结果而显露出来的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看作反省的起点。(也就是要预见行为的后果并调整行为使达到效果)

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持续互动,也就是主体与客体都在此过程中被构成。
因此,知识乃是被利益与价值所引导。

客体的实在不能先于经验而被了解,惟有将真理视为在实验上决定条件之满足,也就是看做探究之结果,才能加以证成。

真理是在经验过程中被确定的信念,因而是会出错的,有待进一步修正。(注意:出错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我们的认识)

简单的说,实用主义把人类经验(认识活动)了解成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发展历程,从而强调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事实与价值、道德与效果的相互关联性。必须澄清的是,它并不反对动机,而是不认为单纯的动机必然会导致效果,它要求的是预见并调整会导致效果的动机

实用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区别在于人是运用反省、思维来作为其行动的导向的,是有目的的,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人们由此提出各种概念、思想、理论,发展科学、制定科学的方法。概括的说,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有实用性、效用性,是多元的,在未确定之前是暂定的。

这种哲学由于强调效果,因此扬弃虚幻的玄学,要求思想具有可操作性,表现在行动上自然就务实,效果也必然显著。美国能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就是得益于它。反观中共国,执着于已经被证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陷入了辩证法的泥潭,虽然高举道德的旗帜,结果却举国道德沦丧。这充分证明了动机论不只救不了中国,也救不了马克思主义。

『本文链接:《神经错乱的马克思主义》(8/2011)、《反逻辑的辨证法》(8/2011)、《虚假与失败的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