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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7日星期四

违反世界精神,中国共产党能在21世纪存活吗?


20世纪以降的哲学有两大取向:一是史无前例地重视人的价值。由此产生了联合国以及人权条款,并通过律法体现这价值,是为自由民主法治;二是论证科学化,产生了逻辑经验学派及语言分析学派,并建立科学的思维方法以确证各种假说。遗憾的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共国对这两种取向完全欠缺,甚至还反其道而行。


中共国虽然强调以人为本,企图让世人以为它也重视人的价值,但它却拒绝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它的各种法律条规和治国理念更没有确立体现这价值。因此,以人为本在经验上没有成立,只是沦为名不符实的伪装口号,其实质却是以党为本

在哲学论证科学化这方面,随着逻辑理论的跨越,加上经验主义的齐头并进。逻辑实证论推翻了过往迷人的形而上玄学、辩证法。之后的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和语言分析学派更要求论证除了逻辑推论,还必须结合经验现象,两者缺一不行。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破产,因为它不管是逻辑还是经验都无法成立。

在逻辑上,集体主义无法解释集体为何先于个人?国家政党为何是集体的最高形式?独断式的国家哲学如何能够代表人民的公共意志?因为它无法落实真正的(人民)集体领导,权力自然无可避免地落到独夫手中而形成极权。这一来,不受监督的权力所滋生的腐败又使它无法不自我毁灭。

在经验上,极权的统治为了掩饰它实质上的虚假,总是名不符实,如高举缺乏民主实质的“民主”、没有共和精神的“共和”,甚至是缺乏人民参与的各种以“人民”名义自居的自利机构和权力机关。这其中最荒唐的莫过于“人民解放军”,它本质上就不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国家军队,而是执行党的意志的武装组织。

中共国如真的要“改革开放“,必须做到这两点:一,重视人的价值,特别是个体的价值必须得到律法的保护,否则个体就会迷失在群体里面而重陷今天的局面。若能做到这点就能形成法制,尊重人权,然后逐步发展到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二,科学化治理国家,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必须以理性为治理原则而不是非理性主义,尊重逻辑的运行规律,扬弃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实事求是。治国理念不能假大空,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政策必须接受各种质疑,通过公开论辩得出结论。在这期间没有主导思想、主旋律的宗教式信仰。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而放弃它的既得利益的,因此,如前所述,在逻辑上它就无可避免会落入自我毁灭当中。于是,我们看到它在毁灭之前的种种挣扎,它把世界精神说成是“西方的”,否定世间有普世价值,更排斥理性,直接转型为法西斯极权政体。

这样一个逆世界潮流的政体,还能在21世纪的全球化信息时代存活吗?毛泽东时代它自绝于世,“自力更生”过,结果是内耗到奄奄一息,在欺骗世人它要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现在又故态复萌,企图围墙而治,结果将会如何呢?当然是穷途末路,因为世界已经不再给它机会了。



(本文链接:《“不走老路、邪路”:中共正式宣布转向法西斯主义》(11/2012)、《逻辑证明能确定一国体制之真假吗?不能!》(9/2012)、《中共国为何笼罩在德国哲学的阴影下?》(11/2012)

2013年5月31日星期五

“偶然”之中有“必然”?别胡说!


时常看到大陆的媒体在报导事件时这么说:“这事看似偶然,其实里面有必然性,也就是,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之中有偶然。”这样的说法正确吗?答案是:错了。错在把偶然和必然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无所述说”(senseless)。

这说法显然是所谓唯物辩证法的思维,辩证思维看似“智慧”,其实是反逻辑的,它只是一种玄学思维,既无法证明它对,也无法证明它错,是一种无解的思辨方式。中共最喜欢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它可以用来“解决”所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用辩证思维总是“对”,不会出“问题”,不过,在本例中,“偶然”和“必然”却与其它例子不同,说“偶然之中有必然”或“必然之中有偶然”却是完全行不通的。理由是:两者是完全不兼容的。

说一物“偶然”,是因为此物涉及经验内容,并且经由后天的归纳法获得,也就是说,归纳的就是偶然的,它只是概然地真,而不是必然真。反之,说一物“必然”,是因为此物不涉及经验,而是经由先天的演绎法获得,也就是说,演绎的就是必然的,它是确定的真。

例如,“今天某地下雨”,那么这命题的真假就只能靠我们实地验证才能得出,无法进行先天推演,如果有下雨,那么命题是真,反之则假。,不管有没有下雨,这个命题都是一个偶然命题,也叫做“后天综合命题”,因为它涉及经验判断。

但是如果说“1+1=?或者A>BB>C,则A>?这样的算题,那么就无需经验验证,不管在那个时空,都可以先天得出答案,这就是演绎法得出的必然命题,也叫做“先天分析命题”,一般形式性知识如数学、逻辑等都是必然命题。

了解了它们的不同,我们就知道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物都是偶然而不是必然,甚至是地球自转,四季之分都是偶然。因此,如果说某人或某支球队的胜利含有“必然”,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支球队不管是否参赛都是胜利的,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

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将概率很高的偶然性事物说成是“必然”,又或将某些习惯性反应也说成“必然”,而忘了它其实只有“偶然性”(contingency),而没有“必然性”(necessity)。“偶然”是不可能与“必然”相遇的,反之亦然,因为它们是两个世界的事物。所谓“不可能”,并不是低概率,而是指无法发生。

最后,必须注意到是:必然的对立面并不是偶然(反之亦然),必然的对立面是“非必然”(non-neccessity),偶然的对立面是“非偶然”(non-contingency。如果错把必然与偶然当成对立来论证,就会发生谬误,特别是对概率的发生与理解。


本文链接:《反逻辑的辩证法》(8/11)、《极权主义的“罩门”在哪里?(8/2011)』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科学与宗教可以被个人所兼容




许多人以为科学与宗教是冲突的,认为两者不兼容。宗教主义者认为“科学有局限”,不可能发现并解释宗教的许多现象;科学主义者认为“宗教非理性”,无法解决问题的本质。到底孰是孰非?答案是:双方都错了,错在没有看到自己的局限。也因此,科学与宗教是可以被个人所兼容的。

说“科学有局限”,这话其实是错的,错在“科学”是无所谓局限不局限的,科学无顶峰,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是一种不断怀疑的精神所产生的求证态度(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一套验证方法)。精神和态度是没有局限与否的,但是验证方法却会因知识的发展演进程度而形成“局限”。

认真归结起来,真正的“局限”是我们身体的知觉体系,精确的说是“知觉组织因素群”(perceptional organization factor clusters),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对外界的认识是由于客观事物作用于人脑而产生得出的感知,“知觉组织因素群”是一个集合体,具有知觉的多维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与外在客观事物有关联,也与内在思维主体神经生理系统相关。

知识是从认识中得出的系统性学问,它是感知(sense)出来的,不能感知时我们就叫做“没道理”(make no sense),“知觉不出内容”(senseless),如“圆圈就是圆的”;感知紊乱我们叫做“胡说”(nonsense),如“民主的东西可以不是民主的”。从许多测试结果和逻辑推论看,我们人类的知觉体系不能说是完美无暇的,也因此,我们的所谓“验证”(verification, 推论能力和感觉能力)可能是有局限的。

这个感知体系的局限就是宗教的起源,相信宗教首先就必须相信人类自己是有局限的,而这个局限也是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如某些生物没有眼睛,也就是不具有视力,因此是无论怎么样讲都无法使它明白缤纷七彩的世界。同理,我们的感知局限也局限了我们的感知能力。也就是我们甚至不知我们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不可知论”的产生背景。维特根斯坦说: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最好就是保持缄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推论,宇宙中既然有比我们低等的生物,也就有可能存有比我们高等的生灵,比起宇宙,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微不足道,既然如此,“神”或“上帝”就不能否定,它们比起我们完美得多,甚至就是“完美”的化身,人在宇宙面前就必须谦卑而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要自以为能够掌握宇宙的真理,因为我们有太大的局限。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者认为“宗教非理性”的说法也不正确。恰恰相反,上帝与理性的关系最早还是从基督教这里开始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论证上帝存在的命题用的就是理性的方法。

他认为真理的来源高于人类的理性理由是:它不可能低于理性,否则理性将判断真理,而不是相反;真理也不可能来自理性之中,因为真理不变,而理性则不(按:指的是绝对性),理性不可能于自身中产生规则。这个高于人类自身知识理性的来源导致知识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因此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定性和确定的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就有了答案:上帝是真理自身,人类真理因此来源于上帝。

奥氏的理性在这里是指能感知能推理的一种禀赋,这种禀赋是天生的,来自上帝。事实上,理性的意义可以追溯得更早,在古希腊时期,理性的意思就是“宇宙的心灵”,到了中世纪转变为“上帝的禀赋”,到了近代才转变为“科学的精神”。

因此所谓“理性”的说法还是离不开人类的感知能力。至于今人所谓的science (科学)和其范畴其实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字眼和领域,早期是叫做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那时只是探讨自然科学的领域,后来因为经验主义的出现,才把社会科学也包括进去。

科学派与宗教派之间的矛盾是因为没认清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早在17世纪的康德,就发现宗教学问与世俗学问是必须划界的,在他的论证之后,宗教彻底从各学科和高等学府里撤出,独立为神学院,从此彼此相安无事。到了20世纪,人类更认识到这是两种不同的真理系统:内在真理与外在真理。并对两者做了严格的规范。

内在真理Intentional truth)是指通过内省和个人神秘感知的领悟能力获得的知识,如宗教神学、艺术创作、道德修炼等。由于这些知识缺少科学方法所需要的普遍性,它只作用于某个独特对象,对该对象来说是有可证性和重复性的,但对外人来说却并不如此。当一个个独特对象前后获得了共同的体验,那么宗教或派系就开始产生。


外在真理Extensional truth)是指我们通过认知系统所获得的各种知识,尤其是教育体系和高等学府所探讨的知识。也就是一切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在确定为知识前必须通过科学的验证,在确证之后成为“暂定真理”,并在无法证伪之后成为既定真理。

不管是内在真理还是外在真理,这两者是不可交集的,也就是你不能用内在真理的方法来论证外在真理,也不能用外在真理的方法来论证内在真理。有神论者常犯的错误是常用内在真理的方式来强释外在世界,而无神论者则反之,用外在真理的方法企图推翻内在真理的存在性。

只有当我们了解到这两者的范畴不同,我们才能了解到科学与宗教其实并不冲突,因为悟性和理性可以并存。一个科学家可以有宗教信仰并且毫不影响其科学研究(有时甚至更能推动他深入研究,因为了解真理就是了解未知的神);而一个宗教家也可以有科学的精神并促使他能更好地安排入世的工作,甚至构造它的宗教。

著名心理学家斯科特 派克(Scott Peck)通过临床心理分析,得出人类人心智成熟的四个发展阶段。各阶段循序渐进,而只有达到第四阶段的人才能完全体会并接受科学与宗教,这是心智完全成熟的表现。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二阶段,只有少数理解上述这道理的才能达到第四阶段。四个阶段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幼儿都处于这个阶段,内心混乱无序,自我中心,无视和违抗他人的意愿,极端利己,缺乏同情心。除了幼儿,很多罪犯的心智一辈子也停留在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盲目崇拜权威,且视世界为简单的善与恶、对与错、我们和他们。孩子一旦绝对服从父母命令或其他权威人物,就会无所畏惧和缺乏羞耻感。很多宗教信徒都在这一阶段,他们盲目服从上帝,从不质疑其存在,由此所带来的谦卑和意愿促使他服从与服侍。另外,大部分良好、守法的公民也没有脱离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 以科学态度怀疑和提问。这阶段的人不接受基于信仰的事物,只接受能被逻辑论证并确立的事物。许多科技人员处在此阶段。他们拒绝灵性或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因其难以测量或能被科学证明。一些有信仰但脱离简单教条主义的信徒也处于这个阶段。

第四阶段 享受存在的神秘和奥妙又不失怀疑精神,能感知自然的宏伟并对善和恶,慈悲和怜悯,同情和博爱发展出深层次的体会。与第二阶段明显不同之处是,他既不盲从,也不为逃离恐惧而信仰。他具有真正的信仰,不轻易论断他人或因被冒犯而妄施惩戒。他爱人如己,不再自利且能原谅敌人。此阶段的人也被视为是神秘行者。

你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你觉得宗教是迷信,法轮功是邪教,而马克思主义完美无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宇宙真理且能回答所有的问题,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是陷入了另一种迷信,甚至是另一种邪教。

(本文链接:《被挟持的两种真理》2011/8


2013年5月11日星期六

党的最高道德层次在“好孩子阶段”,你呢?



中共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就给孩子们洗脑:一边是灌输党国伟大光荣正确的爱国精神;另一边却是强调“列强亡我之心不死”的仇恨教育,使孩子们从此分不清党与国之分、过去与现在之不同,心中充满歪曲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更甚的是,要求孩子们在未成年时期就加入少年先锋队、共产党青年团,要他们无条件效忠共产党,让他们通过告密和无条件服从来表示效忠,并以虚假的雷锋作为道德的楷模。所有这些凝固性条件,彻底摧毁了个体在道德推理能力上的建立,使他们在长大后很难在道德认知上作出提升,而永远停留在道德初中级阶段。

根据权威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的道德发展理论,道德层次是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一个人的道德认知是由低至高的发展,共有六个发展阶段。如下:
1. 服从与惩罚定向
2. 利己主义定向
3. 好孩子定向
4. 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
5. 社会契约定向
6. 普遍伦理原则(良心定向)。

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阶段,个体关注行为的直接后果与自身的利害关系。趋善去恶并不是由于他认识到善恶,而是不想受到惩罚,惩罚越重他就认为是最恶的。另外,个体并不注意其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有何不同。这个阶段也称为权威主义阶段。
第二阶段,个体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他不会基于忠诚或内在尊重而关心别人,而只是确保其行为目的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第二个阶段的观点被视为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
第三阶段,个体关注其他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保持与周围社会角色的和谐一致。他在乎自己的看法在别人心中的反应,力求迎合外在看法以使自己得到尊重。这个阶段也叫做好孩子阶段。
第四阶段,个体重视规则与法律,将之绝对化为善与恶的标准,并坚守不犯法原则,如果有人确实触犯了法律,那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善恶或者好人坏人是看他有无触犯法律或规则。这个阶段也是“遵法守纪”阶段。
第五阶段,个体能设身处地设想别人的处境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并据此力争。认识到法律并非铁板一块的圣旨。那些不能提升总体社会福利的法律应该修改,使达到最大的福祉。为此个体可以持有超越法律或规则的观点和主张,并接受妥协和通过多数决定来达到目标。
第六阶段,个体以普世价值原则,也就是良知和正义为最高目的,个体的道德推理能力可以超越规则、法律甚至当下的政治制度,以不懈的行动全力体现他“惠泽天下”的道德目标,甚至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本阶段又称为“良知驱动阶段”。

这六期阶段,前两种并称为“前常规期”(Pre-conventional);三、四阶段并称为“常规期”(Conventional);五、六阶段并称为“后常规期”(Post-conventional)


道德的发展与个人的学识水平没有绝对相关,也就是说,高学历的人不一定具有高阶段的道德水平,反之亦然。俗语说:仗义多是屠狗辈,负心每多读书人。这话便有这个道理。今天学府里充斥着大量的伪儒和犬儒,对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助纣为虐,而民间下层社会却存在着许多不畏强权、追求正义的维权人士,就充分说明了这现象。

另外,道德发展是必须按部就班、一步步往上提升,跳跃式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道德发展是一种逻辑推理,必须循序渐进的缘故。必须注意的是,道德发展并不随着时间而增长,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停顿在低层次阶段,如申纪兰者流;有些人却年纪轻轻就达到顶峰,如林昭(她被称为“圣女”的理由在此)

道德发展六个阶段这种现象是每个时代都有的,不是到了现代才具足。其共同点是不管哪个时代,具有高层次的人都是相对较少。不过这个现象在今天的发达国家有所改变,由于自由民主体制建立起的公民社会,达到道德五期高层次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产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行动阶层。

我们以道德发展理论看中共的统治,就会发现共党的道德局限。不管是强调党性大于人性,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教育和宣传的定向都在第四层次以下,其目的不外乎要你听从、服从共党绝对化的各种理论、教条以及最高领导的观点,至于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例如要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则是大逆不道,万万不能被接受的行为。

严格说来,即便是共党本身,其组织上上下下的道德修养也没有晋升到第四阶段。因为第四阶段的人虽然迂腐,但至少还是死守规则和法律的,而共党却根本做不到遵守它自己立下的规则与法律。所以,总结的说,共党的道德境界就在第三阶段,力求与整体保持一致,不做出头鸟,也不说不,只要迎合中央上级的喜好,做“党的好孩子就行。

这样一种反普世价值、纯粹利己的道德水平自然就导致社会正义缺失,更糟的是,造成了一个道德颠倒的社会:民间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统治阶层。执政者失去了道德的高地,除了一味采用暴力和制造恐惧,束手无策。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以柯氏这套理论来教育他们的子民,特别是教师,几乎没有不认识柯氏的。但在大陆,情况却相反。为什么?其理由并不只是由于它是“西方的邪说”,而是共党害怕人民道德觉醒,不利其愚民统治。但是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也就意味着,共党的末日到了。

现在,你不妨问问自己:我的道德修养层次又在那一个阶段呢?

『本文链接:《“洗脑”是怎么个“洗法”?》(8/2011)』


2013年5月3日星期五

充满阴谋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这个词汇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在大陆用来形容“重表不重里”的现象,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字眼,没有人怀疑它使用上的正确性,也没人考究它的来源出处。大家以讹传讹,最后成了一个积非成是的概念。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形式主义(formalism),指在艺术、文学、与哲学上,对形式而非内容的着重。有形式主义行为的人,被称为形式主义者。”让人心生疑惑的是,百度的说法非常独断,它没有给出任何出处与根据,让人无从查证。

《维基中文百科》更糟,它竟然完全复制了百度的说法,不过,维基毕竟是科学和负责任的,它老实交代说:本条目没有列出任何参考或来源。/维基百科所有的内容应该可供查证。/请协助添加来自可靠来源的引用以改善这篇条目。无法查证的内容可能被提出异议而移除。

Formalism(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贬义和充满批判性的字眼,刚好相反,它指的是命题论证在方法上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它是美国的形式逻辑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之后大量被用在学术上的一个词汇,其本义与中共的用法迥然不同。

请读者容许我在这儿引用逻辑参考书简单介绍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的逻辑体系。现代逻辑哲学大致分为两派,一派称形式主义(formalism)又称为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另一派则称为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英、美的逻辑学家,比较倾向形式主义;欧陆(特别是德国)的逻辑学家,则比较倾向于直觉主义。

大体上说,形式主义主张逻辑是经过原始定义等手续,构造成逻辑系统的公设(Axioms),由公设再透过推论的手续原则等,就可以演绎出一个逻辑系统来。由于每一个逻辑系统,仅仅由它的公设所决定,不同的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公设,而公设是系统创构者所构造的,所以逻辑只是约定而成;只不过一旦约定,就有系统内部的必然性。

直觉主义并不从系统的公设方面考虑逻辑的性质,直觉主义者认为逻辑必须在理性内部找出根源。于是将逻辑分为纯理自己成文系统两部分。

成文系统是指现实上所成立的逻辑系统,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罗素的真值涵蕴系统,路易士的严格涵蕴系统等等。

纯理自己则表示心灵内部的意指活动。心灵本身就是一潜在的推理结构,例如传统逻辑中所提到的思维三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其实就是纯理自己运作时显露的轨迹

纯理自己展现发展成为一个推理,再将此推理活动外化、凝住,就成为成文系统。所以直觉主义的逻辑观,是将纯理自己看成第一序的逻辑,而成文系统则为第二序的逻辑。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这个“形式主义”在中西方不同用法的诡异现象。为什么好端端一个逻辑术语到了中共国竟然被扭曲得如此厉害?不但乖离了本义,还变成贬义?

这里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中共国因为奉行马克思的辩证法,害怕逻辑拆穿它的种种胡说,于是就把“形式主义”这个术语从源头给彻底抹黑涂污了!谁要讲逻辑,谁就是形式主义!不是吗?连老外都说自己是形式主义者了!

这个诡计狡猾阴险透顶,经过这么一个“乾坤大挪移”,可怜的中国人从此就完全不辨是非曲直,陷入了黑白颠倒的思维泥潭里了。

『本文链接:《极权主义的“罩门”在哪里?》(8/2011)、《反逻辑的辩证法》(8/2011)』


2013年4月28日星期日

不懂R2P,你就不懂为何共党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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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因为无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自然激发了社会动乱,于是就产生维稳至上却越维越不稳甚至维稳费超越军费的现象。这样的情况说明了这个封闭系统已经彻底远离了平衡态,如果再不开放系统,那么它的崩溃是瞬间的事情。

可惜中央那群脑袋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是中世纪)的统治者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点,还以为只要手中有枪,就能继续统治。这个想法的最大错误是不知道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20世纪,所谓“内政不可干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64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对不成比例的国家暴行感到震惊,开始寻思制止之道,翌年,前苏联瞬间崩溃,国际社会对中共国开始产生静观其变的心态,不料1994年卢旺达有80万人被政府军屠杀,事件促使联合国决心并成功推动一个新的国家国民保护公约 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以彻底解决国家暴力问题。
 
R2P的表述欠缺主宾语,直译是“给予保护的责任”中文译名也不尽规范,百度译为“国家保护责任”,却更让人困惑,因为恰恰是国家没尽了保护自己国民才产生的问题。笔者觉得译为“国际保护职责”更为贴近立约原意。

R2P2005年获得国际社会180位元首的通过,其立约的初衷共识是:
1.国家的责任是保护本国人民;
2.如果某国失去这个责任,则国际社会可以加以干涉;
3.干涉的手段最初必须是和平的,包括经济制裁。武力干涉是最后的手段。

R2P介入的基本原则是:
1)必须是集体行动,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单边行动,以避免侵略之嫌。
2)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3)最可能受到军事行动影响(比如难民越界、设立军事前哨站)的邻近国家必须愿意配合。
4)所有和平手段在行使无效后才可进行。

也就是说,如果某国出现大规模暴行犯罪,则国际社会有责任加以制止,包括必要时出动联合军事力量推翻该政权。

所谓“大规模暴行犯罪”,是下列罪行的统称,包括: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清洗罪。

R2P在立约后不断得到执行,最有名的例子是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介入当前打得如火如荼的叙利亚。嘲讽的是,当初R2P的获得通过,中共国也是签约国之一,现在饶有趣味和让人深思的是,如果再次发生64事件,还会有坦克吗?国际社会又如何执行第2条基本原则呢?

了解了这点,你就能知道R2P正是共党暴力统治的克星,因为这是一个两难:依靠暴力维持政权的集团如果失去了暴力,它又如何统治呢?当暴力维稳成为主旋律的统治方式,坚持使用暴力的话,它又如何不面临“新八国联军”的垮台结局呢?

附录:2005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138139内容
138 每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这种责任必须预防此类犯罪,包括他们的煽动,通过适当的和必要的手段。 我们接受这一责任,并将按照行事。 国际社会应在适当情况下,鼓励和帮助各国履行这一责任,支持联合国建立预警能力。
139 通过联合国,国际社会也有责任使用适当的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按照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以帮助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性化。 在这方面,我们准备采取集体行动,及时,果断的方式,通过安理会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逐案基础上,与相关区域组织的合作应酌情和平手段不足和国家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我们强调,大会需要继续考虑的责任,铭记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以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和其影响。 我们还打算作出承诺,在必要和适当,以帮助各国建设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和帮助那些处于压力之下的危机和冲突爆发前。

『本文链接:《他国不得干涉一国内政?才不!》(9/2011)、《叛乱、革命、内战,都有国际法的权益地位》(12/2012)』


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政治疏离显示中共的统治已到了末路




最近两件事说明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权已经面临真正的挑战:一是党媒《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网》民意点击调查得出80%以上民众反对共产党统治的结论;另一是四川雅安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上网募捐却得到12万个“滚”字回应。

从民间在这两件事情上的众多冷嘲热讽可看出,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无所畏惧和不能容忍的地步。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已经跌破最低水平,这是由于共产党的决策长期无法满足人民的的需求而逐年累积的怨恨所造成的大爆发。

由于人民的政治期望长期无法得到满足,官员成了政治不信任感的对象,人民除了对他们发出政治讥讽,更出现了不问青红皂白敌视政治系统的态度与行为。

凡此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人民已经进入政治疏离(political alienation)状态。什么是政治疏离?政治疏离的客体是政治系统,当主体的个人感觉到他在所处的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出现偏差时,产生出下列五种挫败情绪

1.政治无力感。个人感觉对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的决策过程毫无影响力;
2.治无意义感。个人无法进行任何政治选择,任何政治行动的结果对主体而言均是于事无补;
3.政治无规范感。主体认为约束政治成员的行为规范或法则彻底被破坏,道德良俗已经荡然无存;
4.政治孤立感。个人感觉与社会鼓吹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格格不入,对于社会共同意识无法认同,拒绝行使政治社会中其他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政治规范与目标。
5.政治疏远感。个人无法从政治活动中得到自我满足,丧失自我成就感,对于自我行为无法赋予有价值的评估。

政治疏离感如果严重的话,就会产生冷默(apathy)和失范(anomie)的心理。从大陆目前所发生的种种政治现状看,由于共产党实行一元的极权政治,人民的疏离感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官民矛盾激烈,社会动乱此起彼伏,已经完全形成了政治变迁的各种充分条件,共产党的末日已经在倒计时了。

『本文链接:《藏人为何自焚?因为“安诺米”!》(4/2013)』

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如何区分左派右派?价值阶梯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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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观意义的政治学之缺位和官媒长期的胡说,许多政治学范畴的概念如各种主义、左右派之分,在中共国内,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人始终仍搞不清这葫芦里的乾坤。

从价值学的视角分析,各种政治统治方式不外乎两种:民主与非民主(或专制与非专制)。不管一种主义的名目如何,其本质总脱离不了这两者。二十世纪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但是从政治的本质和政治价值看,我们仍可从中看出本世纪的两大政治模式:一是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母价值的民主模式(或非集权模式);另一是以群体主义(collectivism)为母价值的非民主模式(或集权模式)。

如果我们把两大政治模式本身所强调或所体现出的价值分别排列出,就可得出两个不同的“价值阶梯”(ladder of values)。所谓“价值阶梯”是指个人或团体对某个事物或为某个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并由此而产生出一套相关价值,这套价值从意见的表达到态度的形成,虽有各种面向,但是彼此之间却是逻辑相关,有它内部共同的规范与目的性。

价值阶梯1: 以个人主义为母价值,并由此而派生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系列子价值的政治哲学。其手段是一种政治计划(political plan),人民的福祉是它所欲达致的目标,其目的是当下性的现实社会的建设,在这过程中,理性的社会建设是必要的。在这个价值阶梯里,价值取向较偏向于下层人民的社会利益问题的,称为社会主义,又称“左派”;反之,价值取向较偏向于中上层人民的社会利益的,称为“资本主义”,又称“右派”。

价值阶梯2:以群体主义为母价值,并由此而派生出“奴役”、“专制”、“人治”、“君权”等系列子价值的政治哲学。其手段是一种计划政治(planned politics),人民的生活并不是政治目标,他们的存活只是一种达到未来理想世界的手段,在这过程中,非理性的社会行为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部分人民的牺牲也被认为是对整体保留的合理性基础。在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建立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称为“左派”;在法西斯主义,要求的是建立一个没有异族的纯人种社会,称为“右派”。两者的终极目标虽然不同,但是其所体现的价值与手段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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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种价值阶梯里,母价值的确定是由子价值推延出来的。这样一种价值繁衍法是根据逻辑分析,内涵大的概念能够推延出同类内涵较小的概念而得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主义”(或“群体主义”)并不是一个连续体,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在各种政治评介的文章中看到“极端个人主义”这样带着负面评价的字眼。

究竟“个人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有什么样的分别呢?从语言上分析,“极端个人主义”的说法有两个歧义。一,“极端”可以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前缀定语,意即“个人主义”本身即是一种极端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加上“极端”两字只不过是使之精确化;另一个意思是“个人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并可被接受的,但是如果走极端,则失之偏颇且不可被接受。

后一种理解与用法其实是思考上的一种错误,因为误以为“个人主义”是一个连续体,所以传统中国人的中庸思想被错误地引进。类似用法诸如“极左”“极右”都犯上同样的错误。

价值的分析能使我们对政治制度的政治本质得出一个更加清晰的图象,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价值学的研究在实行非民主制度的国家里一直是一个禁区,价值与价值规律的提出更是一种禁忌。

『本文链接:《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8/2011)、《共产党与法西斯是亲兄弟》(8/2011)』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民主包含反民主?逻辑错误!






中共国的外交部喜欢在国际上喊“国际民主”,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是只有西方的民主政体,而应该包含非“西方”价值观的非民主乃至反民主政体。这个思路的背后是认为民主就是包含一切,甚至包含反民主的思想,这个说法正确吗?答案是,错了。      

这个错误首先是误以为民主是“西方”的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其次是误以为民主可以包含“非民主”乃至“反民主”内涵。

民主是属于西方的还是普世的?一般表述“西方民主”具有歧义,它本意只是表述“地域关系”,可是却产生了“本质关系”的歧义,特别是在中共别有居心的误导下,产生了“民主只属于西方”这样的内涵。关于民主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我已经在《中共反普世价值是自寻死路》(20126)里阐明,这里不再赘言。   

第二个错误比较严重,就是认为民主可以包含非民主乃至反民主这样的内涵,这个错误很多人都犯了,特别是在中共体制或宣传下的人大多都被蛊惑而不自知。

民主是不能包含非民主(或反民主)的。一物要嘛是“A”,要嘛是“非A,绝不会有另一个可能,这是逻辑思维最基本的认识与演算运作的前提,绝不会有例外,也是逻辑基本铁律“排中律”必须坚守的原因。没有这个基本认识,就会出现“民主包含非民主”的谬误。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不复杂,因为民主如果包含了非民主,那民主就成了悖论,民主也就不成其为民主了。同理,专制是不能包含非专制的,否则也就不成其为专制了。

造成中文圈的读者在逻辑认识上不清的原因有二:一是传统“连续体”的中道、中庸思维;另一则是中共引入马列的“辩证法”思维。两者中尤以后者荼毒最深。这类思维在长期宣传教育使用后,人们开始失去逻辑推论能力,真也对,假也对,是非从此无法分清。(较详细论述请参见《“非此即彼”是正确的逻辑思维》20123
 
民主既然不能包含非民主,那么与非民主间自然就形成矛盾集,水火不兼容。也就是它们必然是一种斗争的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国际社会的基本关系,而不会发出“各退一步”的论调,因为双方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生死存亡关系。

现在你应该知道中共喊“国际民主”的真正意图了吧?它要的并不是民主,而是要国际社会允许非民主的存在,它骨子里始终是反民主的,这种违反逻辑思维的做法显然是一个诡计。

『本文链接《“非此即彼”是正确的逻辑思维》(3/2012)、《反逻辑的辩证法》(8/2011)、《中共反普世价值是自寻死路》(6/2012)』

2013年4月14日星期日

藏人为何自焚?因为“安诺米”!


藏人自焚已经过百,情况之悲壮,史无前例,中共面对如此惨烈情况,仍然无动于衷,依旧把自己的过失推搪到已经流亡海外超过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头上,其无耻与无良程度令人齿冷。

到底藏人为何要自焚?其直接理由当然与中共的高压统治有关,在极权高压统治下,藏人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宗教、文化、生存环境遭到系统性的慢性毁灭,在忍辱偷生抑或以死维护尊严的情况下,高贵的藏人选择了以自焚明志。

自焚就是自杀,而且是自杀方式里最惨烈和痛苦的一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环境才使得藏人在精神上觉得生不如死?这里面有怎样的心理困境?这类问题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所洞悉并作出解释。

涂尔干在他的古典名著《论自杀》(1897)一书里说,社会的发展若与个人(包括同一群体)的愿望发生冲突,则会出现安诺米(anomie)心理现象。简单的说,就是社会缺乏指导个人社会行为的规范,或社会规范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的不快乐,产生偏颇或异常的行为,情况严重的话则会导致个人的自杀。

Anomie中文称为“失范”(台湾学界亦称为“失序”)。维基百科如此解释道:
Anomie)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範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中,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未确立自身的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这种心理上的挫折感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比如犯罪和自杀,因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失并不单指个人行为,它也涉及群体行为。
    
就政治情况而言,安诺米是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它导致了偏异政治行为和极端团体的出现,且容易发生在那些政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或开始革命、内战等政治变迁时期。

安诺米是一种心理状况,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果是一群人有共同的行为,则成为一种现象。藏人今天的行为表现正完全是这样一种安诺米。

   现在你还认为藏人自焚是因为达赖集团和海外反华势力的唆使吗?如果是,那你一定是因为受到了单一信息来源的严重洗脑了。
    
『 本文链接:《找到了,中共极权治藏的理论根据》(3/2012)、《“九有”近藏寺,正式印证中共国政教合一》(2/2012)、《失去自由的“宗教自由”》(8/2011)』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

花幕:你不知道的第三种极权形态

提起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大家都会想起20世纪的两大极权形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同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框架下,前者被称为右派,后者被称为左派。由于采取封闭系统的谎言兼暴力的统治方式,左派的苏共被自由世界称为“铁幕”(Iron Curtain);中共则被称为“竹幕”(Bamboo Curtain)。

不管是铁幕还是竹幕,都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1984》里令人恐惧和震惊的世界,中文圈里特别是大陆知识份子因为切身感受,比较熟悉这个世界。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极权政体都是让人感到阴森恐怖的,至少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译《勇敢新世界》)就让人觉得极权也可以是一种完美。

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安排好的,在胎儿阶段就已被人工手段决定划分到哪一个社会阶层(共有五个阶层),如刻意使缺氧使部份人头脑不聪明而从事体力劳作。教育内容视阶层而安排,并且在婴儿阶段就进行催眠教育。没有人失学,也没有人失业,更不会有饥荒,因为出生率、就业率和死亡率是被控制的,粮食和人口的比例被精密计算且控制着。

每个人都很快乐,如果觉得不快乐,可以服用一种无副作用叫做“索麻”的快乐丸(致幻剂)。所谓的家庭、 爱情、亲情、友情都不存在,因为男女群居,有性爱而无婚姻,婴儿是由试管培养(如此才能控制人口)。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

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听起来很不错?当一切都被控制得井井有条,一个人无忧无虑就从试管走进坟墓,还有什么可埋怨与要求的?问题是,这样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吗?当个体的人性从一开始就被社会剥夺,人的生存意义何在?人活着就只是为了吃饭、工作、交媾和步向死亡吗?

当然不是,人活着是为了探索真理、构建美善,改造未来。当一个社会以建立同一性(identity)为基础,强求以一体性(community)达到社会安定,这样的社会就失去了多样性的创造能力,一切文化艺术、科学发明也就无从产生而停滞不前了。

美丽新世界尽管看起来美好,但却是彻底违反了人和世界的本质了!因此它实际上是反人性和残酷的。也许有人以为这样的世界只是小说家一厢情愿的虚构,果真是如此吗?赫胥黎1931年下笔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脑、试管婴儿、没有迷幻药、克隆技术等事物,但只在短短几十年,他书中的许多事物就已成真,这不得不让人惊叹于他超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至于书中那个美丽新世界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许多人认为不可能,但是笔者在20多年前却已发现到新加坡正是在朝向这个世界努力迈步。

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有它的乌托邦追求:消灭母语(确立乌托邦是极权的先决条件),从小就把人在教育制度上分成三个等级,没有私人媒体,官媒采用封闭式洗脑宣传,内部安全法凌驾于法律,社会控制非常严厉,思想统一于国家要求,使个人消失于社会。

(一个简单的测试就能得出答案:新加坡立国近半个世纪,享誉全球,你除了李光耀,还认识什么有名(杰出成就)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是一个伪装得很成功的伪民主政体,在结合了专制、独裁与极权于一身的统治下,一切在外人看来都很美丽,很有条理,它与前面那些面目狰狞的极权政体虽然外貌不同,但反人性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对此,笔者给它安上一个称号:花幕(Orchid Curtain)。(注)

花幕尽管美丽和蛊惑人心,但奇怪的是,活在里面的人并不高兴且充满恐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知道真相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最终起来反抗这个抑制人性的制度。

本帖的目的只是泛泛介绍极权的第三种形态,囿于政治禁忌,对新加坡问题也是点到为止, 以后有机会当出书分析。

(注):Orchid, 新加坡国花,叫做胡姬花,其实就是兰花)


『本文链接:《共产党与法西斯是亲兄弟》(8/2011)』

2013年2月28日星期四

自由民主不是“政治正确”,奴役专制才是

看到大陆的一些伪公知在“引导”网民,说什么“东方有东方的‘政治正确’,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大家都没错”云云。还有部分被误导的网民则认为民主自由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呼吁“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都是值得警惕的”。

认为民主自由是“政治正确”这些说法的最大错误是误解并误用了“政治正确”这个词语。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不能望文生义的,一般与政治思想或政治内容毫无关系。它的使用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下列领域里使用不公正或有歧视性的字眼而变换采用一个较中立性的称呼。这些领域包括种族、生理、性取向、宗教或政治等。 
例如:在生理领域,把“白痴”叫做“智障”、把“疯子”叫做“精神病患者”;在种族领域,把“生番”叫做“原住民”、把“黑人”叫做“非裔”;在性别领域,把“夫妻”叫做“配偶”(包括同性恋)、把“妓女”叫做“性工作者”;在政治领域,把“中台”叫做“两岸”(避免刺激对方);在宗教领域,把“圣诞快乐”叫做“节日快乐”(避免非基督教徒尴尬)等等。这样的例子甚多,无法一一。

但是,即便是使用这样一种企图以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来形容“政治正确”的语句,在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眼里,也还是充满争论的,他们不否定包容性的文明用语,却把“政治正确”一词当成了贬义词来使用。这又是为什么?

原来,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专政或独裁极权国家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变成了真理的代名词,是绝对正确无误的,只有褒义,不具贬义性。它是一个重要且具影响力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做任何事(包括政治层面和非政治层面),都要保证意识形态符合执政党与政府的规定(即所谓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独裁极权国家,不管什么事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政治正确”,否则,就是极大之错误,必须被惩罚。“政治正确”即意味着“思想正确”(right thought)。然而,所谓“符合规定”,其规定却是随着中央领导的变更而改变的,不同时期的规定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毛泽东时期,“消灭阶级敌人”是“政治正确”,但是到了邓小平时期,却完全反了。

综上所述,可见在不同政治体制的语境下,“政治正确”是不同的两回事,读者们现在该明白“政治正确”是怎么一回事了吧。如果你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一种“政治正确”,你一定是包藏祸心了。

『本文链接:《“思想正确”这个说法科学吗?正确吗?》(8/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