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文化创伤下的错误叙事

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后遭到了中外文化界的恶评，认为电影内涵贫瘠，严重脱离了现实。人们不禁要质问，张艺谋拍这部戏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些问题得从社会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美国社会学者杰佛理（Jeffrey C. Alexander）对文化研究提出新的理论模式，叫做“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它探索群体的历史灾难如何影响了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

中国的“文化创伤”始肇于清末，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事件使中国人的自尊严重受挫，进而导致整体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受到扭曲破坏。由于创伤发生在集体层次，因此社会的哀号体现在文化上就变成“文化的哀号”（Cultural cries）。

这种“文化哀号”就形成受害者集体的叙事话语（narratives），由此所产生对受害事件的重构之叙事内容就成了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以文化传播的方式不断得到增强。在集体的苦难之叙事过程中，有四个叙事要素必须予以注意。

叙事要素之一：苦难的性质。发生了什么事？如文化大革命事件，它为何会发生？其过程如何？影响深度有多大？

叙事要素之二：受害者的性质。谁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如日本侵华事件，除了中国人外，还有其他受害者吗？日本人是否也是受害者？海外华人是否也受波及？

叙事要素之三：事件与他人的关系。如911事件，外国人是否有认同受害者的苦难呢？还是认为这是受害者咎由自取？

叙事要素之四：责任归属问题。谁必须为苦难事件负责？如西藏人被屠杀事件，是共产党的责任还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还是连以后新一代的中国人也要负的责任？

文化创伤并非直接来自事件，而是间接来自集体意义结构的失效，也就是说，当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认同的一套意义诠释在事件的冲击下彻底失效所带来的心理伤痛才是真正的文化创伤。

伴随着文化创伤所带来的历史大叙事，又反过来构建民族性，形成民族一套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这些历史大叙事的叙事要素能得到正确处理，那么民族就能走出文化创伤并能重获新动力，反之则会陷入一个自怨自艾的自我压缩或充满幻想的自我膨胀的心理情境之中。

《金陵十三钗》最大的毛病就是叙事要素中多方面出了问题。首先是所谓神父的自我救赎情境偏离了集体民族意义，使苦难的性质发生了扭曲；其次，“让处女先走”的情境更淡化了多边集体被蹂躏的历史伤痛，使受害者的面目变得模糊；再次是，影片回避了事件本身的历史反思，使旁观者根本无法认同受害者的苦难；最后，完全将责任错误地归属给日本人（而不是法西斯体制）并试图使新一代日本人为其先人承担历史罪责。



也许单独责怪张艺谋过于苛刻，事实上，共党自建国以来就不断以文化创伤来制造仇外的情绪，并将这种仇恨情绪扩大到对少数民族身上，使少数民族彻底被边缘化和疏离化。共党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但偏离正义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它必定会遭致内外夹攻而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