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证伪？该怎么用才对？

最近的大陆舆论界，兴起了使用“证伪”一词，这没什么不对，但是一些论者中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毒，打着反逻辑反实证的旗号，以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既然已被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K.R.Popper）的“证伪原则”（The Principal of Falsification）所推翻，那么“证伪”就应该是“证实”的替代词，于是不论事实情况如何，动不动就“证伪”一番，甚至在讨论“郭文贵现象”时也认为郭对王岐山的指控具有“可证伪性”这样莫名其妙的说法。

事实上，“证实”或“证伪”只是科学论证中“证明”（justifications）的一体之两面，我们说某事是科学的，是因为我们能对该事作出客观的论证。也就是：当能证实的时候我们证实，当不能证实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证伪。不能被这两者验证（verification）的，我们就认为他们是玄学（形而上学）或神学。

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请容许我用浅显的文字简略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

18世纪经验论的兴起使人类跨出了中世纪对真理的玄谈，发展出实证主义和其后的逻辑实证主义乃至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它们要求有根据地论证，不能空口说白话，于是，“讲证据”就成了一事是否是科学的证明方式。

但是，问题来了，实证主义依靠的是外在经验的归纳法，论证方式无法像唯理论如数学般的绝对正确，虽然能够得出结论，但其真理性却不牢靠。

归纳法是这么得出结论的：例如，你在A地看到的绵羊是白色的，在B地看到的绵羊也是白色的，在CDEFG等地看到的绵羊还是白色的，于是你得出结论：绵羊是白色的。很显然，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的牢靠程度取决于“你看到的地方有多大”，越大就越有真理性，还有，你看到的是现在的情况，你无法确定绵羊的颜色在未来是否不变。

培根针对归纳法的缺点提出了有趣的“公鸡的哲学”：公鸡每天啼叫之后，主人就起来喂它早餐，之后它就悠闲地渡过一天，公鸡如果应用归纳法，就会得出它会如此过日子长生不老，可是我们都知道公鸡的最后下场是变成一盘菜。

在这里，“实证”的真正问题是：它采用的是多个特殊的例子却要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也就是你得出的“绵羊是白色的”这个结论里的绵羊是“全称判断”，可是，你事实上并没有看到全地球上的所有绵羊。这个问题就是归纳法的致命伤，因为除了上帝，我们永远无法同时观察到全世界的每一只绵羊！

波普尔对于科学研究上许多命题以全称判断做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要“证实”全称命题是不可能的，据此，他提出了“证伪原则”，如上例，只要出现一只不是白色的绵羊，“绵羊是白色的”这个论证就能被推翻。

波普尔的这个理论只是纠正并补充了实证理论的不足，并不是实证理论一无是处，被彻底推翻了。在特称命题上，实证理论的经验观察还是非常有效的。而归纳法尽管有缺点，却也还是探究真理的一把利器。

回到上面郭例，郭对“盗国贼”们的各种指控尽管数量很多，但对象内容却不单一，很明显是“特称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说郭的指控可能有问题，只要说“有待证实”就可，而不是“有证伪性”，因为各指控之间并没同一性，即便你证明某个指控有假，也不能连带“证伪”其它指控有伪。众指控是真是假，还需一一证明才行。该“专家”在这里故意不讲人话，故弄玄虚。

走笔至此，相信读者们已经能分辨“证实”与“证伪”的区别，而不会误用了。应用以上的知识，如果我们要论证中共政权是谎言政权，我们就要“证实”它说了多少多少谎话，而不是“证伪”它说了谎话。（因为如果谎话被证伪，那不就变成真话了吗？那是要闹笑话的。）如果中共辩护说它一直是伟光正，从没有讲谎话，那么我们只要证实它说过的一个谎话，就能“证伪”它的辩护是失败的。

这么说，大家应该更清楚了吧。

【本文链接】：《可被证伪的命题不是“伪命题”》(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