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制度的政术研究上,最早是韩非子,他写了《主道》《七术》《六微》《三守》《八奸》《南面》等系列文章。之后,由于专制的残酷体制,研究停顿,出现了2千年的历史空白,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才有规模有系统地延续了这个探讨。梁写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新民说》《积弱溯源论》等书。
梁启超把专制政术归纳为四个字:驯、餂、役、监。
梁启超 |
先说“驯”,人性中的求智之性、独立之性、合群之性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最不利者”,于是必须消除本性,培育奴性,以利于统治。消灭本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焚书坑儒”,但这方法最后反而导致皇朝灭亡,所以后来的继承者学乖一些,不直接坑杀,但却化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使人民只能以朝廷的意愿为取向
专制政术的第二招就是“餂”,音tian 上声,就是以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爵位官位诱惑,俸禄笼络,转移知识分子的求知目的和途径,让知识分子一心追逐功名,“开馆辑书”“制艺取士”都是很好的诱惑转移法,让知识分子将青春埋葬在古籍和技艺之中。
专制政术的第三招就是“役”,奴役人民不必说,更重要的还是,要官吏和知识分子为自己说话,使他们“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唯屏息倦伏于一王之下”(梁启超语)。如此一来,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专制政术的第四招就是“监”,也就是监视监管。使人民没有个性,不敢追求真理、讲解真相,不能立会,“使不得独立无惧也”。思想、信教、集会、言论、著述、行动等各种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可以说,“监”的后果除了延续统治,对国家民族毫无半点好处。最糟的是,它使得民族文明失去了创造力。
专制统治者将这四招交替使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能驯则驯,不能驯者从而餂之;能役则役,不受役者从而监之。”彻底消灭了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使成为犬儒,也使百姓彻底成为愚民,唯朝廷之命是从,而任其宰割。
现在让我们看看号称“人民共和”的新中国又是如何将这四招进化应用。先是大规模暴力杀戮使人民“驯”,再发动思想统治使人民失去思考能力,然后再将巨额国家财富分给官吏以“役”,同时也将一切本应独立的组织如文化艺术宗教团体等收归国有,以官阶授俸,使不能偏离“主旋律”。
而“监”,则是自始至终都在运行的控制术,从有形的数以百万计的摄像头到无形的思想审查设置,代理设置、告密制度,居委会、窃听、窃视--都无所不用其极。
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切的政术,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挂帅。众所周知,马克思是最反对专制的,他鼓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去除所有的不正义。当他看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公然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以“民主”“革命”之名却在进行种种“专制”“反革命”之事,名不副实,这样的政体绝对不会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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