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与失败的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上只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从属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种从属于集体主义，后者又分两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与实践看，从属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因具有反逻辑和反人类的非理性特质，是极权主义形式，因此注定了它的失败。

中共国在前三十年奉行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机制运转彻底失败，后三十年开始转型，喊出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可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从共产主义转型为法西斯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短暂成功，但极权形式不变，仍然是从属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

不管是转型前还是转型后，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效，因为它的受益者不是大多数的下层人民，而是极少数的统治阶层，只能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招。由于名实不符，因此这个社会主义也是虚假的。

御用学者试图以“范式”的说法来为这种虚假的社会主义开脱，以为能够找到“第三条路线”来摆脱它种种违反逻辑的困境（他们的说法是：“超越逻辑”）。这种说法正确吗？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究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一种范式呢？先请读者耐心听我解释范式理论。所谓范式（paradigm），原文来自希腊文，含有“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其原创者库恩（Thomas Kuhn,1922-）对它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他认为“范式”概念与“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也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的共同基本信念、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家集团。

库恩批判归纳主义（不断积累论）和证伪主义（不断否定论）的局限，提出新的科学发展模式。他坚信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间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因此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理论。

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是早期天文学家集团的范式，它为他们规定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型或框架，并为当时天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但是这个范式后来面对局限，到了哥白尼，日心说则变成了新范式的出现。

范式的不同是由于心理上信念的不同，不同范式具有互不相容的概念和术语，它们内部的逻辑是互不相容的，也就是新旧两种范式是互不相通、互不通约的，尽管他们使用同一的语词，但语义是不一样的。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牛顿理论之间的 “不可通约”。他们虽共同使用了“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概念，但含义根本不同。

库恩否认不同范式理论的“进步性”，但承认科学发展的“进步性”。也就是承认新范式是人类用以处理环境更有用的工具。

 “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配称为科学。其出现与发展过程有以下几个阶段：

1. 前科学时期—对问题有争论，莫衷一是。
2. 常态科学时期—范式出现，有共同信念。
3. 反常和危机—不符合预想的现象频繁出现。
4. 科学革命—抛弃旧范式。
5. 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建立新范式，新共同信念。

了解了什么是范式，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中共的理论是不是范式。从共产主义的理论发展看，它是一个不成功的范式，尽管它貌似建立了一个有共同信念的“科学家集团”，在语词上也使用了貌似一样的字眼，诸如“人民”、“政府”、“共和”、“警察”、“民主”等，但遗憾的是，它并没能解决任何理论和实际问题，在真理的领域上不止没有前进，反而是向后退了。

而“改革开放”后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糟糕，它一方面借用了大量的国际理论，另一方面又固执地坚持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与基础理论，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体，尽管动用的人力物力甚多，但却连范式都谈不上，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只能说是虚假的空词（empty term），纯粹是概念上的产物，欠缺实质。

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范式，那么它也很显然已进入了第3阶段。理论已经完全无法解释它自身的运作，反常和不符合预想的现象频繁出现，危机也全面升级，面临另一个科学革命的阶段了。

中共理论家的最大问题是误解了范式的“逻辑不通约”，以为既然逻辑不通约，就可以任意反逻辑，而冠之以“超越逻辑”的说法，形成了“逻辑学的范式”，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要知道，理性世界只有一个，逻辑也只有一个，不管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还是要遵循共同的逻辑世界的。

根据现有的逻辑思维，否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寻求出路，这做法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逻辑上已经清楚表明着是不可能的。一物要嘛由内而外地发展（个人主义）；要嘛由外而内（集体主义），没有其它可能。除非中共国是阿凡达，才有另类逻辑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不应接受当前建立在逻辑上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另行根据自身的“异禀”发展出“奇葩”。

『本文链接：《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8/2011）』

美国职场权利法案的“十诫”

由于担忧下一代人的生活会不如他们的父辈，美国人在执行了超过200年之久的自由人权条款上又加上了“职场权利法案”（Workplace Bill of Rights）以确保他们继续保持公平和正义，从而维护“美国梦”得以持续。这个法案因为具有十项基本原则，笔者戏谑之为“十诫”，内容如下：

1．员工应被诚实对待并受尊重。
在工作场所，人们应当待人如己。那里应该是免于被辱骂，威胁，陷害，和任何形式的欺凌的地方。各种工作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发展员工的潜能，并应尽量减少苦役和停滞。雇主在有关工资，福利，晋升和责任上必须作出承诺，并兑现之。

2．全职工作者应得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保证。

奖励员工的创造力、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经济制度没错，这会使同样辛勤工作者如旅馆清洁工、食品制造者，或儿童护理员不必生活在贫困之中。每周40小时工作的人应该负担得起自己和孩子的住房并安全和舒适地居住，衣食无忧，有医疗保健、退休保障、教育、可靠的交通，并至少有一些休闲活动和储蓄，而不需依赖政府或慈善机构救助。

3.在工作场所不受歧视。
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消除就业歧视。超过40年来，每年成千上万的歧视事件必须制止。所有员工应在没有偏见、成见或刻板印象下受到公正的评估。

4．工作者应享有医疗保险。

美国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花费更多，但却有更多的人投保不足或甚至无医疗保险，这是可耻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必须携手合作，制定策略以使工作者负担得起医疗保险。

5．没人应一辈子工作。

员工应得到足够的薪酬以使他们能有积蓄能享受退休生活。那些推迟退休员工养老金而代之以各种补偿金的公司，必须落实履行义务。社保资金必须完全补回给员工。

6．员工应能尊严地离开工作

要每个员工找到理想工作并工作至老要每名员工找到理想的工作并工作至老是不实际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废除暴政式的就业分配。尽管大多数人几乎可以因任何理由被解雇—或甚至没有理由。如果解雇是有道理的，那么被解雇者应获得足够时间的通知，并能有尊严地离开，这个做法必须得到支持。与此同时，各方尚应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培训、职业辅导、遣散费和福利、失业保险等。

7．工作场所应尽可能安全。

打一份工，不应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雇主应提供所有防护设备和必要培训，以减少员工受到伤害或生病。必须确保健康和安全法律的执行，因追逐利益而犯法的人受到的惩罚必须高于利润所得。若在提供最好的预防措施后员工仍然受伤或生病，则应给予员工足够的赔偿。

8．工作之外还有生活。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能够让人们得享天伦之乐，能够以公民身份参与社区活动。企业鼓励员工们在生活上公私分明，员工会更有效率，倍感满意和忠诚。在雇员带薪休假方面，美国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当人们有病、伤残、家有老小或病患时，他们需要请病假。休假是为了照顾他人，没什么大不了，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雇主不应越权控制员工的时间，而应尊重员工的隐私权和自主权。

9．员工们有权共同维权。
有些东西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如周末假或每日八小时工作，却没察觉这是男女两性牺牲了他们的其他情趣，甚至生命而换来的劳工权利。这个权利成了20世纪美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骨干力量。即便是今天，若不能共同努力以保护员工的权利来改善工作条件，员工仍有被不公正对待的风险。对于那些想寻求传统工会组织或其他集体行动以维权的行为，雇主和政府必须继续遵守既有的劳工权利。

10．员工应该能够维护自身利益。

员工不应为自己的维权行动而害怕受到惩罚，他们应挺身而出维护自身的权利。雇主更不能以辞退员工来迫使他们放弃维权要求。员工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应能有公平和易行的手段来维权以伸张正义。控方须有资源和承担来行使正确的职责。法院之门必须敞开以维护正义，违法者必须受到惩罚以儆效尤。

上述这些并不是应然空话，而是具法律效力的文字（原文后记）。

综观美国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十诫”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尽管有个别违法现象发生，但美国的职场和雇佣制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这也是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原因。

反观中共国，雇佣观念仍然停留在中世纪，雇主操纵生杀大权，不只是小企业不重视员工权利，就是国企和官方机构也是生杀予夺，政治挂帅，毫无公平与正义可言。举例证明，据本届人大代表马宗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上指出：有家央企，150万员工中正式合同工才70万人，其他都是劳务派遣，两者收入一年相差5万元。也就是说，央企利润相当一部分就来源于用工当中的人力资源差。同工不同酬，这样的制度，就是社会不公不义的根源！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国家如果还宣称自己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那只能让人觉得厚颜无耻！

『本文链接：《人权与人权灾难国》（8/2011）、《不可不知的员工人权法案》（4/2012）』

中共国还能苟延残喘多久？这里归纳出答案了！

国内外局势对中共国越来越不利，国外是独裁专制国家纷纷民主化，所谓的“老朋友”越来越少，剩下的已屈指可数；国内则是民怨沸腾，暴动事件此起彼伏，已经突破一年20万起。有识之士都看得出中共国距离解体已指日可待，大家纷纷猜测它还能苟延残喘多久？

许多人相信中共国解体的时间是2014年，也有些人猜测是10年内，甚至有些人开始1000天倒计时。这些预测都有它的可能性和概率，如果我们以中共国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作为参照效标，则可以得出是距今还有五年光景。这个做法我把它叫做是“奥运归纳”。

在20世纪，世界上有两个极权国家主办了奥运，一个是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在1936年主办的柏林奥运会；另一个则是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在1980年主办的莫斯科奥运会。

这两个极权国家所主办的奥运，其共同点是：1.两者耗资在奥运会上的经费之巨都是前无古人；2.两者都派出了最大的参赛阵容；3.两者都获得有史以来最多的金牌和总数最多的奖牌。

主办奥运让这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充分满足了国家的虚荣心，也积极调动了民族的情绪，不幸的是，奥运的举办也同时为这两个国家敲响了丧钟：在奥运之后的9年，它们都瓦解了。德国纳粹党是在1945年垮台；苏联则是在1989年瓦解。

极权国家主办奥运的共同点以及在这之后的第9年解体，成了一个巧合，也成了一种效应。说是巧合，这是世俗一般的看法，从哲学的眼光看，二物之所以构成相似的轨迹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同一的因子和一致的因果关系。

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个极权国家中共国在2008年主办的奥运会。我们看到了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北京奥运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耗资最巨大的、也派出了最强大的参赛队伍、也获得了最多的金牌和奖牌。

现在等待应验的巧合或效应，就是9年后的解体！从2008年至今社会所发生的种种乱象，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预测虽不中亦不会相差太远了。

用这个方法来预测中共国的解体，是归纳法，在本例中是从经验的相似性找出答案，相似性越大则发生的概率也越大。归纳法虽然欠缺演绎法的必然性，但它却是解决经验层面一切谜题最有效的工具，人类至今所掌握的各种认知真理，大部分还是用归纳得出的。中共国究竟还能苟延残喘多久？让我们开始倒计时吧。

 
『本文链接：《极权主义的罩门在哪里？》（8/2011）』

 

中共反普世价值是自取灭亡

中共因为转型成法西斯体制，因此反对普世价值，这点并不令人意外，让我吃惊的是，竟然也有少许自称是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也认为“普世价值”值得商榷，这就令我觉得有必要厘清他们脑袋中错误的思路和想法。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指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一些价值观念。之所以说是“普世”，是因为这些价值是不分畛域，宗教、国家、民族的，是人类本着良知与理性而认同之价值。如公正、平等、诚实、守信、求真等良善价值。

因为有这些良善的价值，人类才得以走过漫长的历史而不至于自我毁灭，也因为如此，不同文学艺术与文化才有沟通与交流的可能。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选择这些普世价值的民族，其文明已因自我毁灭而湮没。当然，文明也可因其他外在环境问题而湮没。

举例来说，“不杀人”就是必须被奉行的价值（杀坏人除外），因为如果鼓吹无故杀人是美德的话，那么族群就会因此而灭绝。同样的，“诚信”也必须奉行，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没诚信，这个社会无法有序，当然也就无法持续。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强调奉行的是这些普世价值的内涵，而不是认同它的外在形式。很多时候，同一价值的外在显现形式各异，比如：对待死去的亲人，儒家讲“厚葬”、墨家要“薄葬”、藏族同胞强调“天葬”，爱斯基摩人更绝，竟然把死者吃了！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完全不同，甚至南辕北辙，但从深层的价值分析，他们都奉行相同的价值，也就是基于对死者的尊重与挚爱。

上述这些例子，儒墨的做法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我们能理解，但“天葬”和“吃人”就显得不近人情，甚至可说是残酷。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如此，但往深层的内涵审视，就知道它们仍是在奉行孝道。藏人“天葬”是相信非如此死者的灵魂不得解脱，爱斯基摩人则相信吃人能使死者的灵肉永生并转赠力量予生者。从价值上分析，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尊重死者的。事实上，不管什么“葬”，真正的目的就只有一个：确保尸体不会传播瘟疫！否则文明就无法持续。所以，我们没有听说历史上有哪个选择“暴尸”而仍能蔓延繁衍的文明。

那些反普世价值的文人没理解内涵与形式的不同，误以为普世价值是统一了的要求、是抹杀了“多元化”，是要不得的。更糟的是，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可以是相对的，这就更是错得离谱了。因为如果我们接受相对主义，那世界上就没有真理可言，而人类也走不到今天并享有高度的文明了。

为什么说今人所强调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是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固然是直到近代才渐渐凸显的价值理念，但它也是秉承良知与理性而离析出来的一套普世价值体系。因为追求公正、平等之正义，反对专制政治的特权、奴役之不义，到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落实在一套可操作的民主政治体制上。

严格而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并不直接等于是普世价值，但其深层价值所蕴涵的公正、平等、和平、理性才是。就像法律并不直接等于公正，但其蕴涵的精神则是。如果不这样理解，那么就必须否定在民主人权这些规范性概念出现之前人类是没有普世价值的。而事实显然不是。

普世价值既然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套价值体系，那么它就不是“西方的话语”，强调普世价值也不是“西方的话语霸权”。恰恰相反，真正搞“话语霸权主义”的正是中共国，这点只要从其蛮横维护信息系统的封闭性就可证明。由此也可看出，反普世价值也必然是反科学反理性良知，也就是反人类的。

还有一些故意颠倒是非黑白的御用文人把西方民主的历史进程说成是普世价值的胡作非为，比如说欧美谈的自由，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都说成是普世价值奉行的结果，这些说法都是混淆是非，非常错误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对公正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维护，使人类能认识错误，从而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为什么要反普世价值？那是因为普世价值侵害到他们的私利，而私利是无法维护民族和国家文明的持续发展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命运息息相关的国际情境下。依靠内在系统的暴力与谎言不只无法得逞，更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围剿。共产国家的纷纷瓦解、阿拉伯之春的野火燎原，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

『本文链接：《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8/2011）』

不可不知的“员工人权法案”

员工人权法案（A Bill of Right for Employees,亦译“雇员权利清单”）是国外对本国员工人权的一种保护条款。中共国虽然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方面却明显与世界文明脱节。在中国，雇佣市场永远是雇方市场，员工贱价出卖劳动力，做牛做马，饱受剥削，受尽种种歧视和不公，工作的稳定性也因体制的任意性显得毫无保障，而政府对此基本上不闻不问，这样的国家竟然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让人倍觉嘲讽。

这个员工人权法案，其规则与执行在文明国家可能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基本精神不变。本帖以香港叶保强博士的《人权的理念与实践》一书为依据节录之，内容如下：

（一）每个人对职位有平等权，并且在在职位上有平等被照顾的权利。不能以宗教、性别、种族、肤色，或经济状况歧视雇员。

（二）每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

（三）每个雇员有工作权利。通过一段试用期之后，雇员就有工作的权利。只有在下列的情况之下他才可被解雇：1。工作表现低劣；2。在公司内或公司外触犯法律；3。在工作时间内酗酒或吸毒；4。无理地刻意破坏公司的活动；5。体力与心智失去能力，或到达规定的退休年龄；雇主有公开课证实的理由时，如公司转让、蚀本、倒闭、解雇员工。6。在没有合理程序的情况下，雇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被解雇。

（四）每一位雇员享有工作上的合理程序的权利（right to due process）。雇员在被降职或被解雇前有权要求同辈审查（peer review），有权接受聆讯，而在有需要的时候，有权要求外界的审裁。

（五）雇员在工作间有发表自由的权利（right to free expression）。这表示雇员有反对他认为是不合法或不道德的公司行为，而不会受到报复或惩罚。这种反对可以是言论自由、揭发,或良知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ion)。所有批评应该将内容详细写出来，并且附有证据。

（六）雇员的私隐权应受到保护。

（七）用测谎机测试雇员是违反法律的。

（八）雇员有自由参与公司以外活动的权利。

（九）雇员有工作安全的权利，包括有权获取安全资料及有参与改善工作安全的权利。

（十）雇员有权获得关于公司本身、工作、工作所涉及的危险、及晋升机会及其他有关职业改善与发展的资料，资料越多越好。

（十一）          雇员在适当的时候有参与有关其工作、部门及公司的决策的权利。

（十二）          公营及私营公司的雇员在其对工作间的要求未被满足时，有权罢工。

保护员工在工作期间的言论自由权的方法如下：

（一）肯定雇员对产品、待遇、组织行为的法律与道德方面有权提出意见。提意见的方式包括投函公司的意见箱或向上司申诉。申诉不会受到惩罚或解雇的威胁。

（二）揭发者（whistle blower）或良心反对者（conscientious）要受到保护，防止雇主的报复。

（三）揭发者要将指控详细写出，经过书面的证明、雇主雇员委员会的审核及、或外界的评估。没有书面记录的投诉是不予受理的。

（四）有书面记录的投诉若被忽视，或很有可能被忽视，就要交由专业团体或公众媒介来处理。假若指控属实，雇员就要受到保护，防止雇主报复。

（五）揭发者若诽谤或作虚假的控诉，就会遭受解雇，或受到法律制裁。

保护员工私隐权的措施如下：

（一）订定私隐法案，对公营及私营机构的员工的个人私隐提供保护，防止不合理公开个人资料或秘密侦查。

（二）使用测谎机是非法的。就算是可能带来一些效益，但由于侵犯个人的私隐权，所以是不能使用的。测谎机性能的正确性常受到怀疑，因此其效用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成立雇主雇员联合会，目的如下：1。对保护及发放雇员的机密资料，包括员工的个人资料及雇主的商业资料，作出审查；2。解决雇主与雇员关系中的有关私隐问题；3。以书面方式公布雇主与雇员的私隐权。

（四）以保安理由而作出的所谓必要的侵犯个人私隐的措施必须公开宣布。其间所涉及的程序应先经雇主雇员联委会审查，并公布给雇员知道。

保护员工资讯权的方法如下：

（一）雇员应对自己个人资料有权全部翻阅。

（二）雇员应该被充分告知雇员的福利如保健计划、退休金、股份、及其他员工权益。

（三）员工有权知道其工作所涉及的所有内容，及其将来在公司的职位。

（四）对于公司的资料，包括财务资料、库存、销量、及利润，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员工应获得越多越好。所有非雇员如股东或投资者可以获得的资料，雇员也应有权获得。

（五）员工误用公司的资料可以被解雇。

（六）公司内不同阶层的资料自由流通及彼此沟通，是有助于员工的职业发展、增加雇员对公司的忠心，并可防止犯错。

保障工作期间员工参与权的方法如下：

（一）在董事局内设有雇员及工会代表的议席。

（二）工会为雇员权利的代表，争取参与公司事务。

（三）公司与员工分享利润。

（四）以个人委员会或工人管理阶层联委会进行参与性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五）组织工人管理阶层的安全委员会，监察及教育工人有关工作的安全问题，防止疏忽，避免意外。

保障工人安全权利有以下措施：

（一）肯定工人有对工作危险(work hazards)的知情权（right to information）。雇主要对其从事的行业的危险有充分的了解。

（二）在新上任或新调职之前，雇员要被充分通知其工作所涉及的危险及潜在危险。在未聘用之前，亦应通知他们其工作所涉及的长期健康影响。

（三）雇员应被通知他们有权投诉及反对工作所涉及的危险。

（四）雇员有权参与改善工作期间的安全。

（五）雇员应被容许拒绝进行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工作而不会受到处罚。他们的投诉应由雇员雇主联委会处理，并由外界专家记录在案。上述拒绝执行危险工作的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六）雇员雇主联委会监察工序安全的实施。鲁莽或拒绝遵守安全守则的工人应被劝谕、警告、调职或解雇。

除了上述这些权利与执行方法外，国际劳工公约中也有许多条文保障工人的社会保障。如1952年的第102号公约《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为最低保障划出了底线，它包括九个范围：医疗护理、疾病津贴、失业津贴、老年津贴、工伤津贴、家庭津贴、生育津贴、残废津贴和遗嘱津贴等。

根据上述的雇佣守则，我们可以清楚发现，中共国根本就完全欠缺漠视作为员工的基本权益。对此，中国人必须清楚认识到，工作并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它还可以从中体现自我价值和个人尊严，也为整个人类的文明添砖加瓦，而后三者才是个人存在的意义，否则，活着就与其它动物没区别。为工作而牺牲普世价值和良知原则，人也就变成了宠物，或许比宠物更悲哀。

『本文链接：《人权与人权灾难国》（8/2011）』

“非此即彼”是正确的逻辑思维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责怪别人的思路出问题时这么说：“你这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意思是思维方法出错，导致结论有误。可是，这个说法正确吗？答案是：不正确。确切来说，“非黑即白”和“非此即彼”是不能连用的，因为两者的性质刚好相反，连用的结果就等于说对方的思想是“不正确且正确”，陷入了不知所云的胡说（nonsense）之中。

先解释什么是“非黑即白”。“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逻辑上的非形式谬误（Informal fallacy），完整的说法是“非黑即白的谬误”（ fallacy of black-or-white thinking），就是说，在论证中，一种将两个对称句误认为矛盾句的错误，即犯此律。例如：“X君如果不是黑人那么就一定是白人。”在这个论证里，“黑人”与“白人”是对称，但并不对立，也就是不矛盾，因此论证是错误的。真正的矛盾句应是“要嘛是黑人、要嘛是非黑人”，即“A”与“非A”，因为两者无法都为真，只能取一拒一。

再看什么是“非此即彼”。“非此即彼”是形式逻辑演算当中必不可少的三大铁律之一：排中律（另外两个是”同一律”与”矛盾律”）。排中律规定若两物互为矛盾，则只能选择其一。在逻辑上，不论什么命题，在运算后都会出现真假值，这时就必须选择真值，排除假值，若不如此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由此可见，“非此即彼”是正确的逻辑思维方式，而“非黑即白”则不。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中文里这两者会如此普遍地被连用（误用）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欠缺逻辑性，其思考方式更多是“连续体”(continuum)而不是非真即假的逻辑取拒。所谓“连续体”，就是一物之两端呈现出两种程度之极端，如 冷——热 连续体之最左是“冷”，随着温度向右升温至最右的“热”；又如 战争——和平  连续体之最左是“战争”，随着冲突程度向右减少至“和平”。

因为是“连续体”的思维方式，因此就有一个“中值”出现，比如由冷到热，就有一个中间温度的“温”，又如由战争到和平，就有一个中间的“不战不和”的状态。儒家的“中庸”和释家的“中道”思想皆出于此。

前面说过，逻辑思维是“非真即假”也就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里面没有一个中值。如果强求中值，那就会出现“半真半假”，而在逻辑上“半真半假”仍然是假，这也就是排中律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就出现阴阳观思维，阴阳互斥，非常符合逻辑的真假取拒思维，可惜没有坚守，秦以后反而出现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说法，到后来越说越离谱，变成了“不阴不阳”、“亦阴亦阳”、“半阴半阳”了。这就彻底中断了逻辑思维的发展，中国文明也就停滞不前了。

民国成立后，情况有所改进，可惜49年沦陷，共党又采取反逻辑的唯物辩证法，使得思维又复模糊起来了。辩证法最大的问题是无所述说，一个命题正也对，反也对，合也对，无从验证与检证，自然也就无从下结论，只留下一大堆看似分析实则无意义的说辞。（参阅《反逻辑的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是非不分，真假莫辨，虽然方便了共党的极权统治，但却对文明的推动毫无裨益。

极权统治靠的是反逻辑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要求思想统一与服从，对人性思想是最大的桎梏。要想破除极权统治，就必须确认真假，明辨是非，拒绝模糊不清或者是错误的思维方式。

『本文链接：《极权主义的罩门在哪里？》（8/2011）、《反逻辑的辩证法》（8/2011）、《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致命性谬误》（9/2011）、《中共在政治辩护上的逻辑谬误》（9/2011）』

找到了，中共极权治藏的理论根据

封锁西藏

最近藏区不断传来僧众自焚的噩耗，让人心碎，为什么在中共标榜自己是救世者和解放者的藏区，还会频频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抗争？必须是何等样的高压和殖民统治，才会使藏人要点燃生命来照亮未来之路？

中共在藏区的统治并不只是极权统治而已，它还推行了一种系统性的族群文化灭绝政策，以汉党文化逐步侵蚀藏人独特的宗教文明。最近颁布的“九有入藏寺”和“书记入庙”的内部条款，更充分证明了中共国体制的政教一体化，将藏人彻底逼入绝境。

中共的这些极权做法，使自己陷入了彻底的不稳定状态，也使自己失去国际的尊重，实属愚蠢之举。究竟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建立一个彻底统一的乌托邦。我们必须知道，只要是极权社会，就一定有它理想中的乌托邦要建立，在共产主义，其乌托邦是消灭有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法西斯主义，则是要求建立种族的纯粹性。

今天的中共，已经放弃追求建立穷困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彻底转向富裕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表现在：对少数族群的系统性灭绝、军国主义、扩张主义、重商主义等（更多具体说法请参阅《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问题是，在上个世纪已经溃败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今天还能有多大的国际生存空间？乌托邦的空想国家形式有建立的理论逻辑根基吗？

或许我们还得回到历史源头去寻找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最早提出建立一个空想国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用对话的形式写出了一本书，叫“Republic”，意思是“共和国”，中文更多译为《理想国》，理由是这里面的理念无关乎共和，而纯粹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根据它的内容，译为《空想国》更为恰当，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空想或臆想。

柏拉图

柏拉图《理想国》的内容，要点如下：

•理想国的目的是为了使城邦达到理想正义。

•最高统治者必须是“哲学王”（philosophic king），他具有他人所无的最大智慧。

•其统治方式是根据先天的“灵魂正义程度”推行严格的三级社会阶层：统治群、士兵、被统治群如农民、工匠等。

•为了避免统治精英丧失优秀品质，统治群的子女混居生育，严禁与中下层接触。

•一切与生产和维持秩序无关的角色如诗人、剧作家、艺术家等会败坏伦理道德，也破坏国家稳定，必须予以驱逐。

读者诸君现在看明白了吧，这个理想国的理想根本就不理想，首先，柏拉图反对人人平等，因为他的“灵魂正义程度”是先天有高低的，可这说法的问题是无法用客观方式测出灵魂的高低；其次，这个说法也严重限制了社会流动，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法根本就不公正，也不完整；再次，“哲学王”的出任无法客观公正；第四，上层子女混居的做法不只有悖伦理，也不利角色社会化和平等原则；第五，消灭诗人、艺术家的做法使国家丧失它的文化与创造的原动力，也彻底丧失了社会正义和良知，这个做法不仅违反民主精神，也破坏社会的整体性。

当年的柏拉图在幻想出这个超级荒谬的国家架构后，迫不及待地去觐见当时的僭主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I)，想将之付诸实现，狄奥尼修斯听后，觉得不可行，没有采纳，也不再理睬他。柏拉图不死心，等到狄奥尼修斯二世继位后，他又去“献宝”，这下惹恼了二世，把他当奴隶给买掉了。后来是柏拉图的贵族朋友将他给赎了出来，才没客死异乡。但他也终身无法回归故土。

可以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理想国》开创了乌托邦的思维形式，成为极权政治思想的起源，出现在20世纪的两大极权政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源出于此。

厘清了这段历史思想渊源，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今天中共的统治理念，就能看到这里面的相似性，特别是对藏区的统治，更是柏拉图空想思想的再现。如下：

l        治藏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也是为了共产党事业的兴旺发达；

l        共党的汉族领袖是先天不可挑战的，是“哲学王”；

l        统治方式也是三级社会阶层：汉人的统治群、公安武警军队、被统治群的藏人农民工匠等；

l        严禁藏人四处移动，以防藏族接触到汉族群体，同时也限制汉族进入藏区；

l        以维稳名义大肆逮捕藏族的诗人作家、宗教师、艺术家等。

凡此种种做法，完全遂了柏拉图的遗愿，若柏拉图泉下有知，必将对共产党感激涕零。可是，这样的统治方式，有社会正义吗？能持续下去吗？符合21世纪的政治伦理和文明准则吗？我相信，等待这个乌托邦的，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正义之战！

拉萨老城屋顶上的狙击手，枪口对着大昭寺

『本文链接：《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8/2011）、《极权主义的罩门在哪里？》（8/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