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这个为“人治”的辩护对不懂西方政治学“人治”和“法治”的中共国人来说，还真是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再加上讲者是顶着社科院学者的头衔，那就更加使人不疑有他了。可惜，这个为“人治”的辩护是错误的。
错在辩护者故意曲解“法治”与“人治”的本义（笔者不能相信一个社科院的学者会不懂得“法治”与“人治”这样简单的概念，只能认为他是想做出“政治正确”的曲解），故意使用“望文生义”的诡计，认为“用法律治理”就是法治，“用人治理”就是人治，不管用什么治理，到最后都离不开人的操控因素，所以就出现“一个可能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房宁语）。
房宁的这个说法完全背离了“法治”与“人治”的本义。先说明“人治”与“法治”的内涵。简言之，“人治”的“人”并不泛指所有的人，而是指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在中国现在叫做“主席”）所以“人治”指的是帝皇之治；而“法治”指的并不是以法律治国，而是指所有人包括皇帝都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办事，这个法则包括权力的行使和更替。（较详细的解释请参阅拙帖《法治不是法制》2011/8）。由于在英文里“法律”和“法则”都叫做Law，当中国人谈论这套现代的政治学概念的时候就将之混淆了。
“人治”与“法治”由于互相对立，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成了一种对立关系，那就自然是无法调和的。因为要“人治”，那权力自然就不受制约，皇帝自然就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而要“法治”，则皇帝就无法唯我独尊，如此一来，皇帝也就不是皇帝了。
但是房宁却硬是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将这个“法治”和“人治”比喻为汽车和司机，两者缺一不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不能论断何者为大。也就是将“对立关系”曲解为“包含关系”。这个说法其实是在为“人治”的罪名和弊病做开脱，显示出的是辩护者的诡辩和虚伪。
再分析房宁说的“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这个说法也是具有欺骗性。事实上，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这些概念都是规范性概念，也都是后天经验命题，“人治”也可以是“规范性治理”（就是“法制”）；“法治”又未尝不是“经验性治理”（权力的行使与更替方式何尝不是靠历史经验归纳出来）。房宁在这里只是企图以“经验”、“规范”来进行传统中国对联式的文字游戏来糊弄忽悠而已。
房宁在这个命题的辩护方式，使用的是歪理伎俩。非形式逻辑里有一种谬误叫做“歪理伎俩的谬误”（fallacy of pettifogging），即是在一论证中，不讲理地使用双重意义的词语，或该词语的意义原始本没有理由可怀疑的，而使用该词语超过了它的原有意义，便犯此律。在本例中，房宁对“法治”、“人治”、“经验”、“规范”等词语的扭曲使用，犯的就是这个谬误。
房宁为什么要为“人治”体制辩护？理由无他，因为中国的历史发展直到今天，仍没有摆脱“人治”的统治方式，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江泽民，都是一句话就能把国家神圣的领土无条件拱手送人，也能够一拍板就可以发动各种政治迫害运动，更能够肆无忌惮地挥霍国家财富。什么国家宪法议会制度，在独裁者眼中，都不过是橱窗摆设罢了。
『本文链接《法制不是法治》（2010/12）、《世袭的专制宝塔》（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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