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为何自焚？因为“安诺米”！

藏人自焚已经过百，情况之悲壮，史无前例，中共面对如此惨烈情况，仍然无动于衷，依旧把自己的过失推搪到已经流亡海外超过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头上，其无耻与无良程度令人齿冷。

到底藏人为何要自焚？其直接理由当然与中共的高压统治有关，在极权高压统治下，藏人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宗教、文化、生存环境遭到系统性的慢性毁灭，在忍辱偷生抑或以死维护尊严的情况下，高贵的藏人选择了以自焚明志。

自焚就是自杀，而且是自杀方式里最惨烈和痛苦的一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环境才使得藏人在精神上觉得生不如死？这里面有怎样的心理困境？这类问题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所洞悉并作出解释。

涂尔干在他的古典名著《论自杀》（1897）一书里说，社会的发展若与个人（包括同一群体）的愿望发生冲突，则会出现安诺米（anomie）心理现象。简单的说，就是社会缺乏指导个人社会行为的规范，或社会规范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的不快乐，产生偏颇或异常的行为，情况严重的话则会导致个人的自杀。

Anomie中文称为“失范”（台湾学界亦称为“失序”）。维基百科如此解释道：

失范（Anomie）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範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中，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未确立自身的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这种心理上的挫折感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比如犯罪和自杀，因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失范并不单指个人行为，它也涉及群体行为。

    

就政治情况而言，安诺米是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它导致了偏异政治行为和极端团体的出现，且容易发生在那些政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或开始革命、内战等政治变迁时期。

安诺米是一种心理状况，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果是一群人有共同的行为，则成为一种现象。藏人今天的行为表现正完全是这样一种安诺米。

   现在你还认为藏人自焚是因为达赖集团和海外反华势力的唆使吗？如果是，那你一定是因为受到了单一信息来源的严重洗脑了。

    
『 本文链接：《找到了，中共极权治藏的理论根据》（3/2012）、《“九有”进藏寺，正式印证中共国政教合一》（2/2012）、《失去自由的“宗教自由”》（8/2011）』

              

花幕：你不知道的第三种极权形态

提起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大家都会想起20世纪的两大极权形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同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框架下，前者被称为右派，后者被称为左派。由于采取封闭系统的谎言兼暴力的统治方式，左派的苏共被自由世界称为“铁幕”（Iron Curtain）；中共则被称为“竹幕”（Bamboo Curtain）。

不管是铁幕还是竹幕，都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1984》里令人恐惧和震惊的世界，中文圈里特别是大陆知识份子因为切身感受，比较熟悉这个世界。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极权政体都是让人感到阴森恐怖的，至少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译《勇敢新世界》）就让人觉得极权也可以是一种完美。

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安排好的，在胎儿阶段就已被人工手段决定划分到哪一个社会阶层（共有五个阶层），如刻意使缺氧使部份人头脑不聪明而从事体力劳作。教育内容视阶层而安排，并且在婴儿阶段就进行催眠教育。没有人失学，也没有人失业，更不会有饥荒，因为出生率、就业率和死亡率是被控制的，粮食和人口的比例被精密计算且控制着。

每个人都很快乐，如果觉得不快乐，可以服用一种无副作用叫做“索麻”的快乐丸（致幻剂）。所谓的家庭、 爱情、亲情、友情都不存在，因为男女群居，有性爱而无婚姻，婴儿是由试管培养（如此才能控制人口）。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

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听起来很不错？当一切都被控制得井井有条，一个人无忧无虑就从试管走进坟墓，还有什么可埋怨与要求的？问题是，这样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吗？当个体的人性从一开始就被社会剥夺，人的生存意义何在？人活着就只是为了吃饭、工作、交媾和步向死亡吗？

当然不是，人活着是为了探索真理、构建美善，改造未来。当一个社会以建立同一性（identity）为基础，强求以一体性（community）达到社会安定，这样的社会就失去了多样性的创造能力，一切文化艺术、科学发明也就无从产生而停滞不前了。

美丽新世界尽管看起来美好，但却是彻底违反了人和世界的本质了！因此它实际上是反人性和残酷的。也许有人以为这样的世界只是小说家一厢情愿的虚构，果真是如此吗？赫胥黎1931年下笔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脑、试管婴儿、没有迷幻药、克隆技术等事物，但只在短短几十年，他书中的许多事物就已成真，这不得不让人惊叹于他超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至于书中那个美丽新世界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许多人认为不可能，但是笔者在20多年前却已发现到新加坡正是在朝向这个世界努力迈步。

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有它的乌托邦追求：消灭母语及本族文化（确立乌托邦是极权的先决条件），从小就把人在教育制度上分成三个等级，没有私人媒体，官媒采用封闭式洗脑宣传，内部安全法凌驾于法律，社会控制非常严厉，思想统一于国家要求，使个人消失于社会。

（一个简单的测试就能得出答案：新加坡立国近半个世纪，享誉全球，你除了李光耀，还认识什么有名（杰出成就）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是一个伪装得很成功的伪民主政体，在结合了专制、独裁与极权于一身的统治下，一切在外人看来都很美丽，很有条理，它与前面那些面目狰狞的极权政体虽然外貌不同，但反人性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对此，笔者给它安上一个称号：花幕（Orchid Curtain）。（注）

花幕尽管美丽和蛊惑人心，但奇怪的是，活在里面的人并不高兴且充满恐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知道真相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最终起来反抗这个抑制人性的制度。

本帖的目的只是泛泛介绍极权的第三种形态，囿于政治禁忌，对新加坡问题也是点到为止， 以后有机会当出书分析。

（注）：Orchid， 新加坡国花，叫做胡姬花，其实就是兰花）


『本文链接：《共产党与法西斯是反目的亲兄弟》（8/2011）』

自由民主不是“政治正确”，奴役专制才是

看到大陆的一些伪公知在“引导”网民，说什么“东方有东方的‘政治正确’，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大家都没错”云云。还有部分被误导的网民则认为民主自由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呼吁“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都是值得警惕的”。

认为民主自由是“政治正确”这些说法的最大错误是误解并误用了“政治正确”这个词语。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不能望文生义的，一般与政治思想或政治内容毫无关系。它的使用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下列领域里使用不公正或有歧视性的字眼而变换采用一个较中立性的称呼。这些领域包括种族、生理、性取向、宗教或政治等。 

例如：在生理领域，把“白痴”叫做“智障”、把“疯子”叫做“精神病患者”；在种族领域，把“生番”叫做“原住民”、把“黑人”叫做“非裔”；在性别领域，把“夫妻”叫做“配偶”（包括同性恋）、把“妓女”叫做“性工作者”；在政治领域，把“中台”叫做“两岸”（避免刺激对方）；在宗教领域，把“圣诞快乐”叫做“节日快乐”（避免非基督教徒尴尬）等等。这样的例子甚多，无法一一。

但是，即便是使用这样一种企图以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来形容“政治正确”的语句，在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眼里，也还是充满争论的，他们不否定包容性的文明用语，却把“政治正确”一词当成了贬义词来使用。这又是为什么？

原来，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专政或独裁极权国家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变成了真理的代名词，是绝对正确无误的，只有褒义，不具贬义性。它是一个重要且具影响力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做任何事（包括政治层面和非政治层面），都要保证意识形态符合执政党与政府的规定（即所谓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独裁极权国家，不管什么事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政治正确”，否则，就是极大之错误，必须被惩罚。“政治正确”即意味着“思想正确”（right thought）。然而，所谓“符合规定”，其规定却是随着中央领导的变更而改变的，不同时期的规定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毛泽东时期，“消灭阶级敌人”是“政治正确”，但是到了邓小平时期，却完全反了。

综上所述，可见在不同政治体制的语境下，“政治正确”是不同的两回事，读者们现在该明白“政治正确”是怎么一回事了吧。如果你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一种“政治正确”，你一定是包藏祸心了。

『本文链接：《“思想正确”这个说法科学吗？正确吗？》（8/2011）』

中共的惯性与僵化思维祸国殃民

请读者先看看下面这篇演讲稿：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的XXX会议，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XXX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刚才某某同志，以及某某同志的讲话，我认为，讲得非常好，非常深刻。希望在座的同志，认真领会，深刻理解。回去后，要传达某某同志及某某同志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真抓实干，推动XXX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开创XXX工作新局面。

对于XXX工作，我提几点补充意见：

一、对于XXX工作，我们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充分领会XXX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XXX工作已经开创了很好的局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还是要从深度和广度上更加推进XXX工作。我看，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认识！各级领导要充分领会XXX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级组织要加强关于XXX工作的宣传力度，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的局面，只有这样，XXX工作才能更上层楼。

二、对于XXX工作，要加强落实，要把工作落到实处。目前，有个别同志、个别部门，存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热衷于开大会，传达文件。当然，开大会是必要的，上传下达也是必须的。但是，光是讲空话。打官腔，是远远不够的。对XXX工作，要真抓实干，加强落实。各级领导要把XXX工作，列入日常议事日程，要具体部署。认真执行。各级领导要为XXX工作，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舆论环境，扎扎实实推动XXX工作的开展。要抓出实效，抓出成绩。

三、要加强协调工作。历史证明：团结，是我们消除一切困难的有力武器。关于XXX工作也一样，各级领导要加强协调工作，要把上下，左右，各方面，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步调一致地推进XXX工作的开展。目前，有些部门，遇事推倭、互相扯皮，这种官僚作风，十分要不得！这种作风，轻则导致工作效率降低，重则影响我们的威信。我们要坚决铲除这种官僚作风。

四、要在实践中探索XXX工作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路子。XXX工作与市场经济有没有关系，我看是大有关系。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的影响将波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XXX工作也不例外，它必然会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因此，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何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去探索一下，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五、参与XXX工作的同志，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同志们，对于XXX工作，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尤其各级组织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同志们，你们承担的XXX工作，是肩负了各级组织对你们的殷切希望的，希望你们要脚踏实地同心同德。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添砖加瓦！

以上五点，供各位同志参考。总之，大家要振奋精神，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开拓进取，努力开创XXX工作的新局面。

稿子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觉得很搞笑是吧？这篇稿子被叫做“万用演讲稿”，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中共国，不管什么会议，这篇稿子都能派上用场，里面所讲的话都“对”，特别是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语。

这篇稿子反映出什么问题？反映出中共官方的思维是一种惯性思维或僵化思维，而且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惯性思维（Inertial thinking），是指人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思考问题，仿佛物体运动的惯性。惯性思维常会造成思考事情时出现盲点，且缺少创新或改变的可能性。是一种封闭式、保守式思维，它以历史引导现在，成为指导现在的参照标准。形成思维的老化、僵化和固定化。

惯性思维用久了，就形成僵化思维。什么是“僵化思维”？英文是Reproductive thinking，中国学界译为“再造思维”，我个人认为非常不妥，因为在这里reproduce是指没有更动、依样画葫芦的意思，与中文“再造”一词“赋予新生命力”的意义刚好相左，不如译为“僵化思维”更贴切。（但也有人把Rigid thinking（刚性思维）译为僵化思维的，由于牵扯较多，这里就不旁涉了）

僵化思维是指依靠以前类似情况下所用过的知识、经验或方法即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思维活动。其思维过程中，学习、记忆和转移都没有创造性。不能对已存入大脑中的知识信息进行改造和重组，因而不能使人类的知识总量增加。更糟的是，思维一僵化就会对新事物或者变动感到恐惧，形成对新事物充满攻击性的心态，久了就塑造出权威性人格。（参见《权威人格无法引领中国民主化》）

造成僵化思维和惯性思维的有效条件是外在环境一成不变，若非如此它就失效。当下最常见的例子是讨论革命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还在以皇朝政治的革命作例子，还在举李自成、洪秀全或者孙中山的条件作例证，他们完全忘了今天的信息时代已经是与当年截然不同。可笑的是，中共本身也没意识到这点，还在用中世纪的思维来维稳，结果就产生了今天系统远离平衡态的局面。

中共统治的思维僵化，并不始于今日，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其僵化随着时间推移越加恶化，公式化的思维形成公式化的语言，又造成公式化的行为反应。集体主义的推行造成个人自主意识的衰弱，又强化了僵化的程度，人民的思维能力不只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退化了。

可以说，思维僵化是始于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的口号治国，看似生动有趣，其实却是拿治国当儿戏，其思维不只是僵化而已，简直是回到人类原始思维（Primitive thinking）阶段了。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是：1、思维的抽象能力较差，富于形象性；2、思维的概括能力较差，富于具体性。3、思维的独立能力较差，富于集体性。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能证明：“人多好办事”、“天有多高，心有多大”、“一分抗日，十分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八荣八耻”等等。

社会活动家胡佳说：“党话非人话。中共各级高官的公开讲话，都诠释了一个概念——僵化”。斯言极是。僵化的思维带来的是“以不变应万变”，“无招胜有招”，抗拒改革，尽管口口声声说要科学，却是最不科学的。在这种思维的统治下，除了培育出大批贪官，祸国殃民、遍地是灾外，一无所得。

『本文链接：《假话、空话、大话是如何断定的？》（8/2011）』

中共国：封建主义到了高级阶段

彭博社（Bloombery）在2012年末发表题为《毛泽东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的报导， 追查了“太子党”103人的背景、财务与亲戚关系，披露了毛泽东8个战友的后代子孙控制了整个中国财富的骇人事实。

彭博社的文章证实了多年来的民间传闻，据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都来自高干家庭的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达2兆美元，他们依靠各自家庭背景、权力，透过钱权交易垄断金融、能源、邮电、地产、公共事业等领域，形成利益集团进行非法获利。 

红色后代的强势和非法致富让我们想起了古中国始于前11世纪的西周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作为食邑的制度： 在此一制度下，大地主或领主能强行索取土地收入，并且能在其领地上行使政府职权。现在，“封建”一词也做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汉语译名使用，并用以借指日本历史上的地方分权制度。

之所以叫做“封建”，也就是“封土地、建诸侯”，“封土建国”之意。这个做法由于削弱了中央权力，后世统治者在秦统一以后不再实行，而改为王朝的君主集权制。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分封制度竟然在两千多年后死而复生，所不同的是，分封的东西从土地变为其它各种不同的现代化产业。

尽管名目不同，但实质并没变，中共国仍然沿袭封建时代那一套分封制度，极权化的统治和黑箱操作，使得国家的财富被瓜分在几个人手里。为了确保少数集团的利益不会受到威胁，体制形成一个抗拒改变和单一的世袭保护机制，一切政策必须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做决定，而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利益集团所组成的集体。

例如李鹏和他的家人控制了电力产业；周永康控制了石油化工产业；陈云一家控制了银行金融产业；贾庆林控制了首都房地产业；温家宝家人控制了矿石产业等等（恕不一一）。据彭博社披露，单只王军（前副总理王震之子）贺平（邓小平女婿）和陈元（元老陈云之子）3人在2011年就掌握达1.6兆美元资产！！

这样的一种变异的封建主义无以名之，只能用“封建主义的高级阶段”来形容。让人心生疑虑的是，这样的统治方式正义吗？能持续吗？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教师Barry Naughton教授据此给出了答案，他表示，8名中共元老力图在中国大陆树立统治权威，不过他们将失去权威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己身的贪婪与自私”。

道理其实也很浅显，当打着共产旗号的共产党变成了独揽财富的独产党，它又还能够欺骗人民多久呢？

『本文链接：《正义的蛋糕该怎么切？》（8/2011）』

西方颠覆？地方革命？

北非自突尼斯首发茉莉花革命以来，已经陆续进入革命体系（revolutionary system）的成熟时期，形成了阿拉伯之春运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对这种令人鼓舞的现象纷纷给予喝彩，唯独中、俄、伊、朝等国不高兴，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势力颠覆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北非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决定。

 

中俄等国的这个说法正确吗？到底北非人民是受到西方势力的蛊惑而行动，还是因为不满独裁政权的暴政而行动？要判断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就须要从革命与革命战争的特征来判断。

如果是西方的颠覆，那只能形成对一小部分人的影响，也就是西方只能指使一部分人叛乱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因为相对于独裁统治而言，独裁体系的封闭系统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控制更有效。而如果系统对大部分人民失效，那就证明了是独裁统治的失败，失败原因可以是体制本身的不正义和统治手段的不得人心所导致的人心思变。

从北非诸国的转变看，它们主要还是因为发生了革命。也就是说有绝大部分的人民参与叛乱形成了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war）。而只要是革命战争，它就有以下的共同特征：

• 革命目标以匡扶正义（推翻独裁者）为主，而不是其它（如领地、生活等）；

• 革命方式有可能先在国外建立基地并在时机成熟时在国内形成气候；

• 革命范围从叛乱开始并逐步扩大占有领地与获得越来越多人民的支持；

• 革命阵营里尽管派别林立，但还是同仇敌忾，携手合作；

• 革命战略是消耗战和游击战，以保存本身元气；

• 革命成功后，革命团体可能仍然分裂，但会有一个具号召力的集团获得国际承认而负起整合与重建的任务。整合过程长短不一，短的几个月，长至几年；而重建过程则需要漫长的几十年。

以突尼斯为例，它的经济实力在北非是最好的，但仍然免不了发生革命。革命之初，以国际社交网站为基地，并在以年轻人为主流的人民身上形成气候，造成统治阵营里的高级官员纷纷倒戈，到最后导致最高统治者投降下台。其它如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倒台的方式莫不与此大同小异。

一个系统的崩溃首先必定是由于该系统是封闭的，然后是内外差距使系统内部不可避免出现熵增（病变或溃败），并因这个不稳定态而导致势函数变化而突变（解体），忽略了系统内部长期的状态而纯粹怪罪于系统外的作用力，这不是正确的认识思维和逻辑判断，而是病态的仇外情绪在作祟。

『本文链接：《叛乱、革命、内战都有国际法的权益地位》（12/2012）、《什么是革命的必要条件？》（8/2011）、《他国不得干涉一国内政？才不！》（9/2011）』

叛乱、革命、内战，都有国际法的权益地位

叛乱、革命、内战是三个“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的概念，一般人使用都很随便，但是国际法对它们却是有一定的界定，界定错误就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和法律效果，所以我们还是得认真对待，谨慎从事。

叛乱（insurgency），是指一国之内某些意图破坏政府组织、窃据国土，或以非法手段变更国家宪法以及颠覆政府的团体，也称叛乱团体。叛乱一般都是突然发生，夺得了部分领土。叛乱团体若能证明自己是正义的（被压迫）并能与政府军形成对峙，则其地位就有可能在其后获得国际承认。

为了匡扶正义，使叛乱团体与执政团体各自遵守约定，减少互相伤害，并损害外国侨民与其它国家利益，国际法赋予叛乱团体某种法律地位和权益，例如叛乱团体的军事措施，执政团体不得视为是恐怖或海盗行为；叛军若被逮捕，不得残酷虐待或杀害，应一律视为战俘，享受战俘待遇。可是这个规定在过去很少被发生叛乱的执政团体承认与执行。无论如何，非人道对待叛乱团体还是要受到国际谴责的。

叛乱如果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演变成革命。革命（revolution），指的是以一种暴力抗争的方式来推翻既有的政权，对于执政团体来说，暴力变更显然就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但对革命者而言，则是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达至变更国体这个目标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具有正义的合理性。中国人把革命叫做“起义”，道理就在这里。

革命一定是来自人民，其对立面是反革命，因此也一定是指执政团体。在21世纪，由于国际法的修订，反革命一方如果动用军队进行对人民的杀戮，则构成反人类的行为，情况危急的话，就会引发国际干涉（参见拙帖《一国内政他国不得干涉？才不》）。

中共靠革命起家，但立国后却将“革命”一义绝对化，把反对者一律视为“反革命”，将他们抓去坐牢或枪毙，这个做法不但于理不通，且违反正义精神。中共在90年代后将这个罪名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的荒唐在于它将个人表达思想的权利曲解为是叛乱团体的颠覆行为，形成典型“因言获罪”的思想迫害。在21世纪，这样的指控不只欠缺正义性，也是完全违反国际公约的。

革命必须有大部分的人民参与才能构成，也就是说，人数是决定因素，但具体要多少人才算革命，这个界定还是模糊的，但是一般也必须构成对执政团体有力的挑战才能算是革命。这个挑战不一定是指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叛军，也包括后方支援和态度上反对执政团体的成员。

支持革命者都是企图改变现状者，这也就与安于现状或既得利益者冲突，如果两造人马都具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构成激烈的斗争和暴力冲突，这就是“内战”（civil war）,也叫做“公民战争”。

革命可以是内战的原因，也可以是内战的结果。它可以是，革命产生了内战，并在最后推翻了政权，获得统一，如中华民国的建立；也可以是，国家一开始因内部歧见发生内战，之后又异军突起，爆发革命，继而夺取了原有政权，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

只要有内战，就会进入“交战状态”（belligerency）。这时候叛乱团体就有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机会，不过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是叛乱团体本身是否具有正义性的界定问题。若获得承认，则叛乱团体就具有合法开战的权利与职责，具有国际地位，可以接受各种国际支援（包括军援），也有权利管辖其所控制的领域。

叙利亚自由军在与阿萨德的政府军激战一年半之后，终于获得了欧盟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承认，也就在于它获得了应有的革命正义性，自然也就获得了叙利亚的统治权。与此相反，阿萨德的政府军由于从一开始就滥杀无辜，违反了21世纪的文明准则，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也就被国际社会所唾弃。

了解了“叛乱”、“革命”与“内战”的关系及其相应的国际权益，我们就能清楚认识到统治的权利与革命的权利都是同时存在的。一国政权之统治若无法满足其人民的需求，则人民有权要求它下台，它也只能乖乖下台，若它动用军队射杀反对它的人民，则国际法规定国际社会可以协助该国人民革命并推翻该政权。这也正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最佳依据。

『本文链接：《他国不得干涉一国内政，才不？》（9/2011）、《正义的蛋糕该怎么切？》（8/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