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8日星期二

西方颠覆?地方革命?


北非自突尼斯首发茉莉花革命以来,已经陆续进入革命体系(revolutionary system)的成熟时期,形成了阿拉伯之春运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对这种令人鼓舞的现象纷纷给予喝彩,唯独中、俄、伊、朝等国不高兴,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势力颠覆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北非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决定。
 
中俄等国的这个说法正确吗?到底北非人民是受到西方势力的蛊惑而行动,还是因为不满独裁政权的暴政而行动?要判断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就须要从革命与革命战争的特征来判断。

如果是西方的颠覆,那只能形成对一小部分人的影响,也就是西方只能指使一部分人叛乱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因为相对于独裁统治而言,独裁体系的封闭系统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控制更有效。而如果系统对大部分人民失效,那就证明了是独裁统治的失败,失败原因可以是体制本身的不正义和统治手段的不得人心所导致的人心思变。

从北非诸国的转变看,它们主要还是因为发生了革命。也就是说有绝大部分的人民参与叛乱形成了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war)。而只要是革命战争,它就有以下的共同特征:
  • 革命目标以匡扶正义(推翻独裁者)为主,而不是其它(如领地、生活等);
  • 革命方式有可能先在国外建立基地并在时机成熟时在国内形成气候;
  • 革命范围从叛乱开始并逐步扩大占有领地与获得越来越多人民的支持;
  • 革命阵营里尽管派别林立,但还是同仇敌忾,携手合作;
  • 革命战略是消耗战和游击战,以保存本身元气;
  • 革命成功后,革命团体可能仍然分裂,但会有一个具号召力的集团获得国际承认而负起整合与重建的任务。整合过程长短不一,短的几个月,长至几年;而重建过程则需要漫长的几十年。

以突尼斯为例,它的经济实力在北非是最好的,但仍然免不了发生革命。革命之初,以国际社交网站为基地,并在以年轻人为主流的人民身上形成气候,造成统治阵营里的高级官员纷纷倒戈,到最后导致最高统治者投降下台。其它如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倒台的方式莫不与此大同小异。

一个系统的崩溃首先必定是由于该系统是封闭的,然后是内外差距使系统内部不可避免出现熵增(病变或溃败),并因这个不稳定态而导致势函数变化而突变(解体),忽略了系统内部长期的状态而纯粹怪罪于系统外的作用力,这不是正确的认识思维和逻辑判断,而是病态的仇外情绪在作祟。

『本文链接:《叛乱、革命、内战都有国际法的权益地位》(12/2012)、《什么是革命的必要条件?》(8/2011)、《他国不得干涉一国内政?才不!》(9/2011)』

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叛乱、革命、内战,都有国际法的权益地位


叛乱、革命、内战是三个“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的概念,一般人使用都很随便,但是国际法对它们却是有一定的界定,界定错误就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和法律效果,所以我们还是得认真对待,谨慎从事。

叛乱(insurgency),是指一国之内某些意图破坏政府组织、窃据国土,或以非法手段变更国家宪法以及颠覆政府的团体,也称叛乱团体。叛乱一般都是突然发生,夺得了部分领土。叛乱团体若能证明自己是正义的(被压迫)并能与政府军形成对峙,则其地位就有可能在其后获得国际承认。

为了匡扶正义,使叛乱团体与执政团体各自遵守约定,减少互相伤害,并损害外国侨民与其它国家利益,国际法赋予叛乱团体某种法律地位和权益,例如叛乱团体的军事措施,执政团体不得视为是恐怖或海盗行为;叛军若被逮捕,不得残酷虐待或杀害,应一律视为战俘,享受战俘待遇。可是这个规定在过去很少被发生叛乱的执政团体承认与执行。无论如何,非人道对待叛乱团体还是要受到国际谴责的。

叛乱如果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演变成革命。革命(revolution),指的是以一种暴力抗争的方式来推翻既有的政权,对于执政团体来说,暴力变更显然就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但对革命者而言,则是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达至变更国体这个目标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具有正义的合理性。中国人把革命叫做“起义”,道理就在这里。

革命一定是来自人民,其对立面是反革命,因此也一定是指执政团体。在21世纪,由于国际法的修订,反革命一方如果动用军队进行对人民的杀戮,则构成反人类的行为,情况危急的话,就会引发国际干涉(参见拙帖《一国内政他国不得干涉?才不》)。

中共靠革命起家,但立国后却将“革命”一义绝对化,把反对者一律视为“反革命”,将他们抓去坐牢或枪毙,这个做法不但于理不通,且违反正义精神。中共在90年代后将这个罪名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的荒唐在于它将个人表达思想的权利曲解为是叛乱团体的颠覆行为,形成典型“因言获罪”的思想迫害。在21世纪,这样的指控不只欠缺正义性,也是完全违反国际公约的。

革命必须有大部分的人民参与才能构成,也就是说,人数是决定因素,但具体要多少人才算革命,这个界定还是模糊的,但是一般也必须构成对执政团体有力的挑战才能算是革命。这个挑战不一定是指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叛军,也包括后方支援和态度上反对执政团体的成员。

支持革命者都是企图改变现状者,这也就与安于现状或既得利益者冲突,如果两造人马都具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构成激烈的斗争和暴力冲突,这就是“内战”(civil war,也叫做“公民战争”。

革命可以是内战的原因,也可以是内战的结果。它可以是,革命产生了内战,并在最后推翻了政权,获得统一,如中华民国的建立;也可以是,国家一开始因内部歧见发生内战,之后又异军突起,爆发革命,继而夺取了原有政权,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

只要有内战,就会进入“交战状态”(belligerency)。这时候叛乱团体就有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机会,不过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是叛乱团体本身是否具有正义性的界定问题。若获得承认,则叛乱团体就具有合法开战的权利与职责,具有国际地位,可以接受各种国际支援(包括军援),也有权利管辖其所控制的领域。

叙利亚自由军在与阿萨德的政府军激战一年半之后,终于获得了欧盟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承认,也就在于它获得了应有的革命正义性,自然也就获得了叙利亚的统治权。与此相反,阿萨德的政府军由于从一开始就滥杀无辜,违反了21世纪的文明准则,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也就被国际社会所唾弃。

了解了“叛乱”、“革命”与“内战”的关系及其相应的国际权益,我们就能清楚认识到统治的权利与革命的权利都是同时存在的。一国政权之统治若无法满足其人民的需求,则人民有权要求它下台,它也只能乖乖下台,若它动用军队射杀反对它的人民,则国际法规定国际社会可以协助该国人民革命并推翻该政权。这也正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最佳依据。

『本文链接:《他国不得干涉一国内政,才不?》(9/2011)、《正义的蛋糕该怎么切?》(8/2011)』



2012年12月2日星期日

中共化的马克思理论不具有特殊性


真理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是中外古今都适用,如果有人反对这个说法,且认为自己的道理是只适合自己,是自己所独特具有的“特色”,那么他所说的就不是真理,而是歪理、邪理,因为他的这个理欠缺普遍性。

中共把这个刻意“特色”化的做法说成是一种“特殊”,也就是说它具有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个说法正确吗?答案是错了。

错在它混淆了“特殊”与“特别”的意义。在哲学上,“特殊”(particular),它是相对于普遍(universal)而言。比如下例:

普遍性:高校,  教授,  讲堂
特殊性:浙大,教授,401讲堂

普遍性是指类项目,而特殊性则是指其内的个体项目。所以,从特殊我们可以推论出普遍,这是因为特殊性可以通过语言化为概念再转化为普遍性的概念,一切知识真理都是如此形成的。这个普遍性也就包含着客观性。

也就是说,个人的经验虽然是主观的,但因为有概念的共同认识,在逻辑推论的协助下,经过公开审查之后也能超越个人的主观性,而具有客观性并形成普遍性。

大学之所以叫做university,其道理也就在于它是研究和传授普遍性(universality)知识真理的地方。这些普遍性知识,具有的不只是事实,其背后也包含着价值,也就是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

中共反对这些说法,反对真理具有普遍性的说法,总认为这些只是“西方”一面之词的邪说,也反对普世价值,而其所推崇的所谓真理却更是逃避公开审查。由此可证,中共所谓的“特殊”并不是类项目其内的个体项目,而是不兼容的另类(extraordinary)或异常(unusual)

特殊是允许个体拥有自己的特色的,比如上例的浙大,它也拥有自己作为大学的特色。但是以“特色”来反对普遍却是毫无道理的,以为自己有特色就是一种特殊,因此就可以不认同普遍,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中共认为自己的特色是一种“特殊”,而其实它想传达的是“特别”(special)的意思,也就是发生了概念上牛头马嘴的错误置换。

这已经不是《九评共产党》所说的“滥用特殊性”,而是彻底误用了。这不会是出自无知,而是想故意撒谎来欺骗一般民众以达到它非法统治的目的。

『本文链接:《中共国只有高校,没有University》(10/2012)、《中共反普世价值是自死路》(6/2012)』



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

西方的极权政体更不适合中国

共十八大会议上指出,坚决不走西方自由世界的“邪路”,这话赤裸裸地显示出大汉沙文主义心态,也把自己和世界对立了起来,更反映出中共中央的老人们的实际智商只是相当于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不走“西方的邪路”这话的真正意涵是要走“东方的正路”。问题是:中共国目前的极权政治体制是东方的吗?

对政治体制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极权主义统治是上个世纪才出现的政体形式,共有两种,其一是共产主义(Communism);另一是法西斯主义(Fascism)。这两种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源自德国,其政治哲学也是滥觞于德国的非理性哲学。

共产主义出自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后被前苏联采用,加入了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思想,之后又第三手传入中国,再加入毛泽东思想,形成一个思想大杂烩,其权力的集中与应用也到了空前,成了政治哲学上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根本就是来自西方的产物,与东方毫无关系。

至于法西斯主义,则是1920年起源于西方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是纳粹党)和1921年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政治理念。至于也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则迟至1926年(昭和元年)才正式建立法西斯统治。德、意、日被称为世界三大“邪恶轴心国”。可以说,法西斯主义也是来源于西方,日本虽地处东方,即使不能说它是法西斯的受害者,至少它也不是始作甬者。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同为极权形式,但两者却是互相排斥,也同时排斥自由民主主义。前者被称为是左派,后者被称为是右派。它们的共同点显示在权力的获得、运作和统治方式上,都是主张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严密的社会组织化、残酷消灭反对人士。请参阅拙帖《共产党与法西斯是反目的亲兄弟》)

中共国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至今为止,中共统治了中国62年,从其统治实质和对乌托邦的追求来说,其前三十年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追求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个政治空想破灭;后三十年则转向为法西斯主义,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汉族中心主义和红色权贵壮大的“共富”。(参阅拙帖《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

不管是前三十年的共产主义还是后三十年的法西斯主义,中共统治的极权形式不变,体现在:军队非国家化、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教合一、教育法西斯化、文学艺术和学术党化等实质上。这样的极权体制,是彻头彻尾源于非东方的西方制度!中共对内谎称不走“西方的邪路”,其实却正是在“西方的邪路”上昂首阔步!

谁还认为中国当前的体制是东方的,不是无知就是骗子。

『本文链接:《“不走老路、邪路”:中共正式宣布转向法西斯主义》(11/2012)、《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8/2011)、《共产党与法西斯是反目的亲兄弟》(8/2011)、《“九有”入藏寺,正式印证中共国政教合一》(2/2012)』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不走老路、邪路”:中共正式宣布转向法西斯主义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会上宣布,说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不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也不走西方自由世界的“邪路”的说法,暴露出它有如清皇朝“天朝上国、万邦朝贡”的妄自尊大心态。不走毛时代老路可以理解,但把今天的国际世界说成是“邪路”那就未免太自以为是了。

21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国家如此故步自封,其自闭程度也未免令人瞠目结舌。事实上,中共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其所汲取的种种精神和物质文明,又有哪些不是来自于"邪路"上的成就?如果中共真的反对"邪路",那么就应该像阿凡达一样,自身开创出不同于西方理性所带来的文明成果!

可惜理性的逻辑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人也不是阿凡达。中共用尽了种种诡辞,以为能够靠伪装来欺骗世人,但结果还是不经意间暴露出它狰狞的面目。

世界上只有一种政体是既反共产主义,又反民主主义的,那就是法西斯主义!中共18大报告宣称"不走老路",那就是不回去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但它同时也宣称"不走邪路",那就是拒绝民主主义路线。世界终于清楚看到:中共正式宣布转向法西斯主义!!

(有关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的特性,请参阅拙帖《共产党与法西斯是亲兄弟》,这里就不赘言了)

另一方面,"不走老路"的说法也完全反映出中共的理论界已经进入严重的逻辑混乱和神经错乱阶段。如果"不走老路",那么就必须摒弃毛泽东思想,可是它又坚持毛思想是"永远正确的主导思想"(新华社)。不去毛又不想走毛路,还不断坚持毛的老路思想正确。这不是神经错乱是什么?

当中共国神经错乱地宣布它正式走向法西斯主义,文明世界的势力均衡自此将严重产生变化,世界可能动荡的警钟已经响起,国际社会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

【本文链接:《共产党与法西斯是亲兄弟》、《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神经错乱的马克思主义》】




中共国为何笼罩在德国哲学的阴影下?

对中共国的哲坛有所认识的人一定会发现到,它基本上是笼罩在德国哲学的阴影下,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他们的作品都是大陆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显学"。此外,对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赞许和推波助澜也是学界常见的现象。

大陆的西方哲学教科书里是没有包含美国哲学的,仿佛西方哲学到了马克思就到了尽头,课堂上基本也不教美国哲学,偶有提到,也是贬抑多多,显现出不屑的样子。

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然你可以说是受了前苏联的政治哲学的影响。这无可否认是一个因素,可是除了列宁,我们也没看到其他被重视的苏联哲学家,事实或者是前苏联根本没有重大的哲学家。

针对这现象,我个人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中共建党和立国之初正好是德国文明时期,领导人看到了德国文明闪光的一面,于是就以德国哲学为学习榜样。这本来没什么不妥,问题是当德国文明已经衰败,并且被美国文明所超越之后,中共却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眼光,仍然固守在旧有的认识之中。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现代的世界文明是从欧洲文明开始的。16世纪文艺复兴,意大利成为世界文明中心(1540-1610);17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1660-1730);到了18世纪,法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1770-1830);19世纪则是德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1830-1920);二战之后,美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1920至今),其地位至今未变。目前也没看到任何可能成为其接班者的迹象。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世界文明中心,也即是"科学活动中心",根据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的说法:凡是某国家科学成果超过同期内全世界科学成果的25%,该国即处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引人深思的是,科学活动中心对科学的划分时段也非常适用于哲学,不过在时间上要推前半个世纪,这可能是哲学作为"科学之母"较具有前瞻性的缘故。这个现象也充分说明了真正使一国强大的"利器"是哲学,之后才是受到激发的科学。鄙视哲学而想在科学上壮大是无知而徒劳的。

大致上说,意大利是因为出现了人文思潮,才有了文艺复兴;英国是出现了经验主义,才有了工业革命;法国是出现了启蒙运动,才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德国是出现了非理性哲学,才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强国;美国是因为出现了实用主义,才成为今天的超级强国。(具体哲学人物这里就不罗嗦了)

中共当初跟随了德国哲学,却没从德国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更因为老人政治的惯性与僵化思维,拒绝与时俱进,形成了它的认识错误,出现了反美就必须反美国哲学的错误思路。

这个错误,其后果非常严重,由于思维深陷辨证法的泥潭,无法清楚认识世界的大局与趋势,由此建立的错误价值体系使中国长期出现灾难性的人道与生态危机。据调查,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非自然死亡的人数已过亿;而生态的破坏,更导致中国地形图从原有的绿色变成一片土黄色(如图)可以说,德国哲学不只使欧洲人陷入灾难,也使中国人遭受池鱼之殃。

是走出德国哲学迷雾和破除德国哲学荼毒的时候了。

『本文链接:《唱红歌是非理性运动》(8/2011)、《神经错乱的马克思主义》(8/2011)、《中共的惯性与僵化思维祸国殃民》(2/2013)』

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中共国只有高校,没有University


读者们一定会觉得我这个题目很奇怪,高校就是大学,就是University,中国大学的数量世界第一,我竟然说没有,这不是痴人说瞎话吗?没错,中国的确是有许多学府是叫做“大学”,一般也把它们叫做“高校”。但是,我们必须要问,大学是用来干吗的?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中国传统并没有今天系统性的教育制度,今天的大学包括教育制度其实是沿用西方的教育体制,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了解西方的大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其教育精神又是什么?

大学在英文里叫做University,是universe 和sity的复合,universe 就是“宇宙”,sity就是一个多元的聚合体,可见University就是宇宙间多元知识的聚合体,含有无限时空宇宙的普遍真理性(universality)(一般称普遍性)。

大学里一切知识学问必须具有普遍性,这是学科内涵的大前提,也是一切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没有普遍性的学问是不成其为学问的,也自然无法形成学科。而普遍性的确立是必须经过验证和确证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或权威通过命令就能具有的。

确定某知识具普遍性与否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公开检测,并在“互为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大陆译为“互为主体性”,意思有所曲解)条件下被大家所承认。承认某知识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该知识在任何时空下都是“正确”的,尽管演算或装载的文字或符号有所不同,但其真理性是不会因时因地而不同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大陆的大学是否是University?很明显,它不是!它的所有学科都必须印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即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最糟的是社会科学,简直是被彻底强奸了!许多所谓的学科根本就不具有普遍真理性,如“中国语言学”、 “西方经济学”“中国逻辑学”等等,刻意将各种学科强硬划分为“中国”与“西方”,而忘了一切相似学问都在一个同一的论域中,用哲学的行话就是否定了本体一元了。

(上述学科说法的错误是: 语言学本就涵盖所有语言,这么说好象有多种语言学;经济学本就涵盖一切地域的经济活动,要强调对某地域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经济活动研究”,但不能用XX学的表述方式;逻辑学也是同理,这个道理就像我们不能说“中国物理学”“西方生物学”一样。)


此外,大陆大学里还有许多科目都被冠上“马克思主义XX学”这样的名堂,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到底又有多少真理性呢?这些错误大致都与上述的学科相同。甚至有些学院学系也是欠缺普遍性的,如“思想政治系”(也称“政治教育系”)、“社会科学系”(其实是毫无科学成分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伪装表述)。


官方做出的解释是这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系,问题是打着外来马克思旗号的学科又能有什么中国特色?马克思不正是彻头彻尾西方的货色吗?官方的努力是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其结果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了。

大学学科内涵缺乏普遍性,又想强求学者学生信服顺从,那就只有诉诸势力权威,除了吸收超量党员当学者外,还建立学生干部的告密制度,这么一搞,大学最主要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民主科学精神就荡然无存了。与此同时,为了持续控制思想,大学最重要的三种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也被剥夺了。

当支撑大学的几种属性都严重缺失,大学还能叫做大学吗?显然不能!它已经沦为政治的忠实婢女了!去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称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笑话,这话虽然刺耳,却是中肯和可悲的事实。

大陆把大学叫做高校,而在海外,所谓high school 指的却是高中,高中只是启动学生的好奇心和灌输知识,并不是寻求真理(即科学研究)的University,大陆把University叫做“高校”,这个名称倒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了。


『本文链接:《两种被挟持的真理》(8/2011)』
高校里的高级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