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在前三十年奉行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机制运转彻底失败，后三十年开始转型，喊出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可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从共产主义转型为法西斯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短暂成功，但极权形式不变，仍然是从属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
不管是转型前还是转型后，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效，因为它的受益者不是大多数的下层人民，而是极少数的统治阶层，只能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招。由于名实不符，因此这个社会主义也是虚假的。
御用学者试图以“范式”的说法来为这种虚假的社会主义开脱，以为能够找到“第三条路线”来摆脱它种种违反逻辑的困境（他们的说法是：“超越逻辑”）。这种说法正确吗？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究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一种范式呢？先请读者耐心听我解释范式理论。所谓范式（paradigm），原文来自希腊文，含有“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其原创者库恩（Thomas Kuhn,1922-）对它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他认为“范式”概念与“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也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的共同基本信念、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家集团。
库恩批判归纳主义（不断积累论）和证伪主义（不断否定论）的局限，提出新的科学发展模式。他坚信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间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因此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理论。
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是早期天文学家集团的范式，它为他们规定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型或框架，并为当时天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但是这个范式后来面对局限，到了哥白尼，日心说则变成了新范式的出现。
范式的不同是由于心理上信念的不同，不同范式具有互不相容的概念和术语，它们内部的逻辑是互不相容的，也就是新旧两种范式是互不相通、互不通约的，尽管他们使用同一的语词，但语义是不一样的。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牛顿理论之间的 “不可通约”。他们虽共同使用了“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概念，但含义根本不同。
库恩否认不同范式理论的“进步性”，但承认科学发展的“进步性”。也就是承认新范式是人类用以处理环境更有用的工具。
“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配称为科学。其出现与发展过程有以下几个阶段：
- 前科学时期—对问题有争论，莫衷一是。
- 常态科学时期—范式出现，有共同信念。
- 反常和危机—不符合预想的现象频繁出现。
- 科学革命—抛弃旧范式。
- 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建立新范式，新共同信念。
了解了什么是范式，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中共的理论是不是范式。从共产主义的理论发展看，它是一个不成功的范式，尽管它貌似建立了一个有共同信念的“科学家集团”，在语词上也使用了貌似一样的字眼，诸如“人民”、“政府”、“共和”、“警察”、“民主”等，但遗憾的是，它并没能解决任何理论和实际问题，在真理的领域上不止没有前进，反而是向后退了。
而“改革开放”后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糟糕，它一方面借用了大量的国际理论，另一方面又固执地坚持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与基础理论，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体，尽管动用的人力物力甚多，但却连范式都谈不上，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只能说是虚假的空词（empty term），纯粹是概念上的产物，欠缺实质。
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范式，那么它也很显然已进入了第3阶段。理论已经完全无法解释它自身的运作，反常和不符合预想的现象频繁出现，危机也全面升级，面临另一个科学革命的阶段了。
中共理论家的最大问题是误解了范式的“逻辑不通约”，以为既然逻辑不通约，就可以任意反逻辑，而冠之以“超越逻辑”的说法，形成了“逻辑学的范式”，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要知道，理性世界只有一个，逻辑也只有一个，不管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还是要遵循共同的逻辑世界的。
根据现有的逻辑思维，否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寻求出路，这做法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逻辑上已经清楚表明着是不可能的。一物要嘛由内而外地发展（个人主义）；要嘛由外而内（集体主义），没有其它可能。除非中共国是阿凡达，才有另类逻辑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不应接受当前建立在逻辑上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另行根据自身的“异禀”发展出“奇葩”。
『本文链接：《中共转型，转成什么型？》（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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